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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亿资金清收收官 浦发撤销社保部

2007年09月01日 02:13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字体:


  本报记者 陈芳 上海报道

  上海社保资金的回收正在逐步划上句号。

  近期浦发银行内部传来消息,由于已经完成相应职能,将正式撤销其社保基金管理部(简称社保部)。而与浦发社保部两个牌子一套班子的上海安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也已经正式划归到上海国资旗下上海盛融投资公司。

  “影子”安联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自2004年至今,安联已偿还社保的本金,目前大概仅剩下数十亿收益资金未清偿,资金缺口将可能由接手安联的上海国资在2008年之前负责归还。目前安联旗下仍保留价值超过30亿的明天广场运营,资金压力并不大。不过这个说法并未获得上海国资委证实。

  浦发银行在1994年成立社保基金部,专司接口社保基金。之前,1992年,上海市政府曾将部分养老保险资金交由申宝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投资房地产,由于申宝公司经营社保基金出现亏损,上海市政府意欲将全市社保基金转予专业金融机构运营投资。

  不过,浦发旗下的社保部并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1998由申宝公司更名而来的安联公司由浦发代为管理,并成了社保基金的对外投资主体。

  当时社保基金这一托管运营模式,曾报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也曾写进1994年颁行的《上海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办法》。《办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运营委托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进行。

  但安联公司运作一直极为隐秘,浦发银行部分员工和安联公司同在上海北京东路东银大厦办公,不过浦发银行内部也很少有人知道安联公司的具体背景,直到祝均一社保案爆发,安联公司才揭开面纱。

  知情人士说,这部分社保资金重要投资方式之一是委托贷款。至1998年,委托贷款的余额规模达到近百亿元。此外,安联还有部分资金直接投资到房地产项目,在南京西路、北京东路、西藏南路等市区黄金地段,明天广场、东海广场、东银大厦等约5个地产项目均由社保资金介入。

  不过,国务院有关禁止社保基金乱投资的文件接连出台,中央有关部门连番调查社保基金投资问题,令上海社保资金运作步伐减缓。早在199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26号文”),明确规定社保基金结余额除预留相当于两个月支付费用,应全部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专户,严禁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1999年,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就上述社保基金投资原则进一步制定实施细则。

  清收尾声

  “1999年以后,社保资金就没有再投资新的房地产项目了,主要的工作就是清收以往的投资。”上述知情人士说。

  从2000年到2001年,上海房地产市场处于低迷期,安联内部对清收方式也产生分歧。有意见认为安联需要当即处置资产,回收现金归还社保。但由于大量的地产投资并未盈利,一但后续资金不济,则很可能形成烂尾楼。所以另有意见建议继续投入,当资产变成可经营性资产后,再出售回收社保资金。

  最终他们选择了后者,并且给了近8年期限,这也是1999年以后,浦发社保部和安联公司仍然在悄然运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后几年,安联转让东海广场,收回约7亿资金,借给万都广场的贷款则通过浦发银行进行贷款重组回收。一系列运作后,至2004年安联偿还了一百多亿社保本金,不过约定的投资收益回报仍未完全到位。至2006年,安联原打算出售位于上海钻石地段的明天广场弥补缺口,但这桩数额巨大的交易最终因为复杂的原因而停止。

  之后,上海市政府将安联转移到上海国资委旗下,其中包括约三十多亿元明天广场资产,而安联应偿还社保的资金则交由上海国资委处理。

  这一切悄然进行,直至2006年上海社保案爆发,虽然一股份制银行知情人士称,安联与祝均一社保案没有联系,但安联同样涉及隐蔽的社保投资,亦不可避免地被推至聚光灯下。

  知情人士称,安联此后向相关机构的投资汇报时说,其多年投资不仅没有亏损,还实现了盈利,安联运作社保资金的本金约百亿元,盈利约50亿-60亿元。“不仅归还了本金,还归还了约定的收益率,甚至还产生了收益溢价。”据银行界人士分析,自1993年至2006年,安联平均年投资收益约8%。而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早期发放的八十多亿委托贷款,形成的不良贷款大约仅一亿多,大部分坏账是在资产处理过程中,抵押物市场价值低于贷款的差价形成的。

  不过,也有人士认为社保投资过程正逢上海地产价格暴涨时期,有较高的盈利颇为侥幸。其中存在的公司治理结构不清、信息不透明,是不可忽视的隐患,隐藏的利益输送和腐败更难以防范。

  中国社科院学者郑秉文认为,社保投资即使盈利,但不符合有关规定已经是事实。而令人思考的则是,全国各地社保违规问题屡禁不止,正是暴露目前社保投资体制缺失,管理体制不顺的深层次矛盾。基本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规定只可购买国债和协议存款,但回报率太低,成为挤占挪用的“内在驱动力”,也常常成为有关部门突破投资限制的口实。因此彻底解决社保资金运用问题必须在投资体制和管理体制上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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