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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历经三大战役 大行改革渐入雄关漫道

2008年04月05日 14:03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字体:


  本报记者  陈昆才

  吃一顿饭,而且不用自己掏腰包,却能为日后赚到数百亿港元,可能吗?

  现任汇丰控股集团史蒂芬·葛霖就遇到过这样的好事,而请客的是交通银行(爱股,行情,资讯董事长蒋超良。

  2004年6月20日中午,时任汇丰控股CEO的葛霖应蒋超良的邀请,来到北京东方君悦酒店,这是一顿“散伙饭”,吃完之后,汇丰将不再与交行继续谈判,而交行引进境外战投一事也将搁浅。

  然而,“散伙饭”后,双方再续前缘。最终,汇丰以每股1.86元的价格获得当时交行19.9%的股权。截至2007年末,汇丰累计持有93.81亿股交行H股。2008年4月2日,交行H股收于9.86港元。与初始投资成本相比,汇丰赚得盆满钵满。

  交行是一名幸运儿,它成为大行改革的探路者。之后,建行、中行、工行先后打响重组、引资、上市三大战役,完成A+H两地上市的壮举。

  中国银行(爱股,行情,资讯业也因此赢得了一场不允许失败的“背水一战”。

  兵临城下

  目前,工行、中行的市值跻身全球上市银行前列,不过,人们似乎已经淡忘这样一段历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2年度中国磋商工作报告中认为,中国银行部门的潜在损失占GDP的45%至70%,当时一些国际媒体和机构甚至作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的判断。

  在银监会的一份新闻材料中有这样的表述,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业的主体,长期以来在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自身也积累了严重风险。

  截至2002年末,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账面不良贷款高达21350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5.12%,远远高于5%的国际标准;据检查测算,实际贷款损失约14000亿元,占境内外全部贷款的16.3%,加上非信贷资产损失(约8150亿元),资产损失总额达到22000亿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4.25%,按照8%的监管要求,资本金缺口达3392亿元,如按照审慎监管标准则平均资本充足率实际为负数。

  在山东银监局局长周忠明看来,1993年至2003年这十年中,前五年,中国银行业发展是以整顿规范为主,而后五年主要是风险大量暴露和银行被动应对。

  “那个时候,到处冒烟、失火,银行就像是‘消防队’,到处去灭火。”曾参与处置金融风险的周忠明回忆道。

  工行安徽省分行行长赵鹏在《有关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实践的分析与思考》一文中指出,在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我国一方面通过设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方式进行“增量”式的体制外改革,另一方面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存量”式体制内改革。

  其中,国家先后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1998年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四家银行资本金;1999年剥离四家银行不良贷款13939亿元,交由专门成立的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

  1997年至2003年,大行被动防守虽然取得成效,但2003年底,按照五级分类口径统计,四大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仍高达1.9万亿元,不良比率高达20.36%;2003年税前利润-31.6亿元,资产利润率为-0.02%。

  三大战役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兵临城下的“背水一战”,这在入世后成为一种共识。

  2002年2月,全国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是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重要探索。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完善法人治理,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

  温家宝总理曾指出:“目前进行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背水一战’,是一场输不起的实践,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然而,1997年至2003年,五年的“被动防守”并未在体制上取得突破。更重要的是,入世过渡期所剩时间已不多,当时只剩下华山一条路——“主动出击”。

  彼时,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必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不言自明。但由于这是一场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战役,中国金融改革亟须一个探路者。

  1987年重建的交通银行再度扮演了这一角色。2003年7月,交行摸索出一套全面而务实的银行整体改革方案,这也是后来广为流传的财务重组、引资、上市三步曲。

  2004年1月6日,国务院正式公布中行和建行实施股份制改造试点的决定。但探路者的责任更大,它的成败关乎中国整个金融业能否平稳安全着陆,所以,交行三步曲的每一步都走得十分艰辛。

  2004年6月14日,国务院批准了交通银行深化股份制改革整体方案的请示。6月底,交行以打包出售的方式成功处置不良贷款530亿元。“无债一身轻”的交行精神抖擞地去面对引资和上市两大挑战。

  同年8月6日,交行与汇丰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入股协议签约仪式。汇控集团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名义入股交通银行,成为交行第二大股东。交行与汇丰的联姻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中资银行的国际形象也大大改观。其后一年里,境外投资者相继参股了建行、中行、工行。

  引入汇丰之后,交行又紧锣密鼓地筹备整体上市。出于种种考虑,监管部门要求交行赴香港联交所上市,交行也再次成为中国银行业的探路先锋。

  2005年6月23日上午10点,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代码为3328的交通银行以2.8港元开盘。2007年5月15日,交行回归A股市场。

  “交行三部曲的成功,给其他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可以说是走出了一条路子。”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

  2005年10月27日,建行在香港市场发行H股公开上市,此后又于2007年9月25日先后回归境内A股市场。此后,中行首次实践中国商业银行A股+H股的上市模式,于2006年6月1日和7月5日先后在香港和内地上海市场挂牌上市。

  工行则开创中国银行业境内外A+H股同时发行、同步上市模式之先河,于2006年10月27日,正式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同时挂牌上市,完成世界股票交易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IPO。

  此时,国有商业银行从五年前技术上濒临破产的问题银行,转变为具有一定国际认知度的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雄关漫道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周忠明认为,经过“三大战役”,国有银行改革取得两大重要成效,第一,解决了国有银行所有者缺位的问题;第二,开始找到向现代银行迈进的路子。

  “找到方向了,也起步了,但路并不好走。”周忠明直言。

  在他看来,目前,国有大行旧体制遗留下来的惯性很大,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首先,在公司治理上,“实事求是讲,国有银行与现代银行的差距很大,这比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的差距还要大”。

  对此,一位国有大行高层曾指出,国有商业银行设计公司治理结构的时候总想把国外一些有用的东西全都拿来,所以目前既采取了有监事会的德国模式,又采取了有董事会的英美模式,甚至还有中国特色的岗位和管理层,基本上是“一个拼盘”,运作起来有许多问题。

  其中职业经理人制度并未真正建立起来。“我们看到已成为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管理方式仍没有跳出僵化的旧有组织管理体制的窠臼,其表现是各层级的管理者都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激励方式与一般提拔选用党政干部没有什么两样。”赵鹏表示。

  “在整个经营过程中,大行可以适应传统色彩很浓的市场,但真正迈向国际市场,还为时尚早。”周忠明如是说。

  赵鹏也认为,股改之后,大行经营理念和管理体制的变革不大,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具备的集约经营要求还有很长的距离;尤其是引进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呈现的均是短期赚钱行为,事实上并未参与各行的具体经营,更谈不上管理上的决策,那种希望其倒逼国有商业银行创新经营理念和管理体制的良好初衷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基本上没有起到引进的作用。

  当然,应该看到,大型银行也正在改革的道路上继续探索。

  银监会监管一部主任杨家才此前表示,大型银行下一步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改革现在银行的业务流程,将现在的部门银行制、分支银行制改成流程银行制;第二,人员的集成,也就是要按照人员所熟悉的一些业务产品组建成若干专业的团队,缩小管理链条,实现扁平化管理;第三,实行柜面服务的综合化整合;第四,激励机制的改革,要建立与经营绩效、服务质量、经营产品相适应的薪酬激励机制,逐渐将现在按岗位分配改为按绩效进行分配。

  “完成这些改革,到时中国银行业,特别是大银行的改革才算走过了第一阶段。”杨家才续称,改革是永无止境的,只有改革才能求得生存,只有改革才能跻身世界“大银行”、“强银行”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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