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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谈中国跨境金融风险

2008年05月29日 13:35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字体:


  徐以升

  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香港证监会主席的位置上,沈联涛曾亲身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对东亚的冲击。如今,身为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他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

  日前,在“2008陆家嘴(爱股,行情,资讯论坛”现场,《第一财经日报》对沈联涛进行了专访。

  次贷危机:衍生品危机

  《第一财经日报》:你曾亲历过1997年起始的亚洲金融危机,这是一次发端于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而此次次贷危机则是发端在国际金融的核心市场——美国市场,如果比较一下,你怎么理解次贷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区别?

  沈联涛:次贷危机发生之后,我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区别究竟在哪里?我总结,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比较传统的银行危机,而次贷危机是21世纪第一个复杂金融衍生市场的危机,高度杠杆率加上不透明的问题。

  另外,发达国家在次贷金融创新的监管上也有不足,而亚洲金融危机不但是监管的问题,也是政策性的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你能否再细述一下,复杂金融衍生市场的危机与传统的银行危机之间的区别?

  沈联涛:亚洲金融危机是比较传统的银行危机,当然也是货币危机。亚洲的银行基本上还是传统的零售银行,银行拿存款借贷给企业,企业过度借贷出了危机,银行就出了危机。

  但是,这次美国市场的次贷危机是批发模式的危机,就是银行以存款贷出去了按揭贷款,然后把按揭拿贷款打包批发出去,把风险给别人去承担,比如保险业。但很不幸的是其他的银行,欧洲有些银行也买了这种产品,导致整个危机的出现。

  次贷危机是个衍生产品的危机。金融实际上是实体经济的衍生品,这个衍生产品把不可分的产权进行了无限的可分性,它的交易成本非常低,但也有它的高度杠杆率。高度杠杆率,很低的交易成本,再加上不透明,就把贷款和债券包装成了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比如CDO(债务抵押债券,collateralised debt obligations)等,并且将这些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批发出去。

  但是,当基本的实体经济出现问题,或者贷款本身出现问题之后,整个衍生市场就出现了恐惧。现在金融市场杠杆率反向收紧的速度很快,很多投资者“三十六计走为上”,整个市场就没有流动性了。

  不可能三角

  《第一财经日报》:发达市场对次贷产品的监管出了什么问题?

  沈联涛:对金融创新,传统上有两个控制风险的做法:一是质量审批,二是市场审批。实际上,对于次贷的创新产品,美国市场是实行了“市场审批、披露为本”的基本做法,就是你披露了,让市场去竞争、去净化,次贷危机也表露出来,监管可能不足。

  《第一财经日报》:你刚提到,次贷危机在监管上有问题,但亚洲金融危机不只是监管的问题,也是政策性的问题,这个怎么理解?

  沈联涛:政策性的问题,亚洲地区面对的是货币领域的“不可能三角”的悖论。你可以控制汇率,可以控制货币政策,但是这就要选择资本账目开放,或者说实行资本管制,控制汇率,以追求独立货币政策。

  但这次次贷危机让我产生一个很重要的看法,这其中也有一个“不可能三角”的悖论。就是说,是价格控制呢?还是数量控制呢?还是风险控制呢?你不能三个完全控制。要完全控制价格、数量跟风险,那就是计划经济。哪个不控制,怎么放,是很关键的问题。如果价格偏低,市场干什么呢?如果监管不足,杠杆率就偏高。

  “买者自负、卖者有责”

  《第一财经日报》:在次贷危机之后,金融市场对资产证券化、金融衍生品等金融创新多了一副有色眼镜,甚至有说法认为因此就不要金融创新。你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沈联涛: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市场的一个讨论就是金融创新是否过了,总的来看,美国金融市场是有活力的市场,新的金融产品很多,投资者有很多选择,但是潜在的风险可能没有实际考虑。一些没有想象到的风险,比如杠杆率等,后来都凸显出来。

  我认为,次贷危机不是说金融创新错了就不要创新,我们要继续创新,但是继续怎么创新呢?是个大难题,这其中,关键是要平衡好创新与市场承受风险的能力。要强调“买者自负、卖者有责”。

  所谓“买者自负”,就是要投资者,包括散户,要理解所买的产品,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有多少风险,自己可以承担多少风险,所承担的风险是否超过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等。钱是自己的,买不买,买什么,都是投资者自己的选择。但是,这并不是说责任就全落到投资者身上。还要强调“卖者有责”,卖者的责任是要理解客户的要求,把产品讲清楚,优势是什么,劣势是什么。

  中国要关注跨境金融风险

  《第一财经日报》:美国次贷危机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动荡。从中国的角度看,你认为中国当前面临的是什么层面的金融风险,或者说潜在的金融风险?

  沈联涛:目前跨境的金融风险越来越大,境外风险转移到境内的风险越来越大。

  当今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大了,汇率的波动加大,利率的波动也加大了,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这种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都不得不防。比如从流动性来说,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国际上一直在讨论流动性过剩,但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就是找不到资金,实际上是没有人想买,市场的恐惧上升。

  从监管和应对的角度来讲,对银行来说,不能只关注资本充足率水平,还要关注流动性风险,目前全球的监管机构都在关注。从中国应对跨境风险来说,政策制定者需要与国际上保持很好的沟通与合作,比如成立跨境风险防范小组,与不同的监管者进行沟通。另外,非常关键的还有,可以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学习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比如最近美国和英国、美国和欧洲的监管协调和讨论就比较多。

  《第一财经日报》:跨境风险是不是可以从资本的跨境流动来理解。最近国内有一些研究,认为要关注“热钱”流出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冲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博士近期就呼吁要关注这个问题。

  沈联涛:如果资本项目逐步放开的话,热钱的冲击是会给中国带来风险的,但中国目前还是有很好的外汇管制。当然,如果资本项目管制逐步放开,我的个人看法是,这种外汇管制的效率会淡化。

  另外,从股票市场来看,中国资本项目管制还没完全放开,但也开始看到,中国股市也有可能受到世界股市波动的影响。问题是,在中国金融市场逐步与国际接轨的时候,这种互动是避免不了的。

  关注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

  《第一财经日报》:你刚才在谈到中国面临风险因素的时候,着重提及了银行业要关注流动性风险。中国银监会4月底也在发布的2007年年报中直言,2007年,除信用风险外,银行体系流动性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流动性管理难度加大,尤其是中小银行面临挑战。

  沈联涛:每家银行都应该关注流动性风险的问题,这是提升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步骤。

  《第一财经日报》:银行业面临的信用风险呢?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去年的11.9%下滑已经是共识,经济增长下滑通常都会给银行业不良资产带来影响。

  沈联涛:如果是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中国应该是没办法避免的。好在中国现在的银行体系有充足的资本。可能个别机构会有风险。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外汇储备中持有巨额美元资产,你对美元的前景和外汇储备投资怎么看?

  沈联涛:关于美元的前景,我不作预测。但美国经济的基本状况是影响美元走势的基本因素。目前美国经济有一些负面因素,但也要清晰地看到,美国经济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成熟的经济体,其对经济金融问题的应急政策调控也非常出色。

  不过,从更完善的角度讲,一个亚洲的区域金融市场,是很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

  上海:加大人才建设力度

  《第一财经日报》:最后请谈一谈你理解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海还需要在哪些领域发力?

  沈联涛:目前国际金融市场大致分为三个时区,北美、南美时区有纽约作为金融中心;欧洲、非洲时区有伦敦作为金融中心,东亚这个时区,从地理上讲,东京、首尔、上海、香港、曼谷、新加坡、悉尼等都在其中。中国是这个时区中最为活跃的经济体,有中国实体经济的支撑,有长江三角洲地区发达的庞大的制造业支撑,上海完全有希望成为这个时区的国际金融中心。

  从国际金融中心所要具有的优势看,人才优势、产品优势、基础设施优势等都是很重要的方面。

  上海尤其需要在人才方面加大建设力度。人才既包括基础性人才,也包括专业性人才。为了培育人才,既需要综合性的大学,也需要专业性的学院来一起参与,比如特许金融分析师、注册会计师、律师、资产评估师、精算师等。另外,人才之中最关键的还是要有金融市场实战经验,上海应该创造一个就业平台,欢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在人才建设上下工夫。

  沈联涛

  ●1976年至1989年,任马来西亚中央银行首席经济师及主管银行与保险业监管工作的助理行长

  ●1989年至1993年,任世界银行金融界发展部高级经理,专责金融市场和支付系统的工作

  ●1993年至1998年,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掌管储备管理部及外事经研部

  ●1998年10月至2005年9月,任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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