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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郭树清:30年改革的观察者思考者和推动者

http://www.jrj.com     2008年12月29日 13:27      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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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过往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中,在每一步改革的关键时期,在每一个重要的改革领域,都隐现着一批不倦的思考者和推动者。他们大胆设想,小心求证,长期为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他们全局规划、审慎推进,直接参与和推动了诸多领域的重大变革。中国建设银行现任董事长郭树清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

  一个寒气逼人的北京冬日,在中国建设银行温暖的总行大楼里,繁忙的董事长郭树清娓娓道来,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言谈间有追忆,更多的是思辨。

  1“计划”= 宏观调控

  《第一财经日报》:早期的改革每动一步都步履维艰,充满争论。尽管如此,从1982年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1984年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1992年明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主线是清晰的。你在1984年有篇大文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发表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当时你只有28岁,还在读研究生,文中不同意“改革就是少一点计划,多一点市场”的说法,认为改革“不是放弃计划,而是使计划更科学,新经济体制是使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放在今天来看,和最为推崇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的提法相比,这似乎显得保守,但在当时可能更加务实,或者这才是更加适合中国的改革战略?

  郭树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能对立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现代市场经济,或者叫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在全面改革之初的提法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讲的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国际上的市场经济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反反复复,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验教训,当然还有二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历程,对我们也有很大影响。

  改革之初,人们讨论借鉴的市场经济模式主要有欧洲、美国和日本模式,各个模式之间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政府扮演怎样的角色。但是现代市场经济肯定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一点毫无疑问。我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一文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改革必须统筹兼顾两个方面,形成市场机制,建立宏观调控。

  《第一财经日报》:过去不太了解,以为我国的改革是走一步看一步,没有确定的目标模式。现在看来,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已有深刻而广泛的讨论。是不是围绕究竟应该更多借鉴欧美模式还是日韩模式,还发生过很大的争论?

  郭树清:关于中国改革目标模式的讨论,在整体改革启动前达到一个高潮。当时大体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改善计划经济,他们认为以前计划经济没有搞好是因为林彪、“四人帮”搞破坏,或者是计划方法不当,没有使用最先进的手段,例如大型计算机等等。一种观点是完全采取自由市场经济,政府放开不管就行。在经济学家中,主张这两种观点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人都认为需要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但是具体怎么结合,看法就多种多样了,例如,有所谓“鸟笼说”,有所谓“板块说”,还有所谓“区域说”,等等。

  我属于“有机整体说”,主要的看法是:市场应该发挥基础性作用,但必须有宏观调控或计划管理。“新经济体制不是使计划和市场相分离,而是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整个经济活动不是有两套指导体系,而只能有一套指导体系。因为计划总是由市场制约着的计划,市场也是由计划调节着的市场”。所谓东亚模式与西欧、美国模式的差别并不在于要不要政府调控和宏观管理,它们的经验对我们都有启发,但中国改革不可能去简单模仿任何一个外国模式。

  《第一财经日报》:当时你所讲的“计划”含义似乎和计划的本意——Central Planning的含义并不相同?

  郭树清:计划必须是进行根本性改革之后的计划,因为在1984年那篇文章里已经阐明,“新体制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完全按商品生产方式重新调整和组织经济”,原来的计划显然无法完成新任务。但为何依然使用“计划”一词呢?因为大家对这个词比较熟悉,而且其含义本来就比较宽泛,可以自己来定义。改革毕竟不是在白纸上画画,人们头脑中的历史积淀是改革的现实起点。在我看来,计划就是宏观调控和政府调控的意思,是“看得见的手”,这个手要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而后者是基础。计划与市场是一体的,因为计划必须符合市场运行的规律,如果违背市场运行规律,那么计划就会归于失败和无效,四两也就拨不了千斤,反而会造成千斤拨四两的局面。使用“计划”这个词,可以让人们更加自然地接受市场取向的改革,消除过多的顾虑,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从1985年开始,我们就越来越多地使用“宏观管理”或“宏观调控”,不少时候是将其与“计划”混用,而且逐渐代替了后者。

  《第一财经日报》:这里面确实有很多的“政治智慧”。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这个观点有所改变吗?你是怎么形成“宏观管理”概念的?

  郭树清:应该说没有实质性变化。当时我们并没有现代市场经济下宏观管理的实践,但是,我们有建国以后30多年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特别是还有“高速度、低效益”、“大起大落”、“穷折腾”等教训。同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条件是,当时我们读到了很多成熟市场经济的教科书、资料、文件和考察报告,这其中有大量现实经济政策的案例,因此,对于间接调控这个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已经比较清晰。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改革首先就是要取消指令性计划,过去我们实行指令性计划,生产多少、怎么生产、卖多少钱等,都有严格规定,不打破这些,就无法搞商品生产,更不要说现代市场经济。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市场也有缺陷,会有失效的方面,因此政府的宏观管理一刻也不可或缺。1985年我们在起草改革规划时已经明确提出政府宏观管理有四种手段:(1)法律条例保障;(2)经济参数调整;(3)直接数量管理;(4)公共事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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