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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文标再造民生银行:我不会踏上不知道的“地雷”

http://www.jrj.com     2008年12月30日 03:23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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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瑞芸 李振华

  民生银行在每一个关键时点应该做什么?董事长董文标对此相当清楚,“我不可能踏上一个我不知道的‘地雷’。”他在谨慎中透露出非凡的自信。

  在资产超过万亿、用十年时间走过其他银行20年道路的关键时点,董文标把民生银行的方向定位为“两手抓”:一手全力推进和完善内部的事业部制改革,一手推动综合化、国际化的战略布局,两手都不误,两手都赚钱。

  很多人曾经因为民生银行的超常规发展而质疑其审慎经营,董文标也曾因此备受压力,但作为民营资本在中国银行业的典型,“不发展才是最大的问题”;“只要有好的机遇、制度和团队,银行发展快一些是完全可能的。”

  在“用传统的银行发展模式使民生银行发展达到了极限”之后,董文标开始思考创造新的发展模式,从原来的规模外延型增长转变为质量效益型增长。这就是去年下半年开始推行的事业部制改革。当时在民生银行内部,很多人对此心存疑虑。在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长放缓、央行开始连续降息之后,全行上下终于意识到改革抓住了最好时机。

  至于综合化和国际化的举措,董文标坦言:“每一次投资我们都会计算成本和收益。”

  近日,董文标接受记者专访,详解民生银行民营资本背景的体制优势,事业部改革后续进展,国际化和综合化经营历程,以及他对民生银行重大战略的深入思考。

  民营资本的力量:资本≠效率

  市场经济承认的是效率,而不是单纯的规模大小,规模大不一定有高效率,不一定在竞争中处于优势。

  《21世纪》:民生银行在1996年初成立,这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国有资本一统天下的银行体制下,民生银行的成立实现了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突破。你如何评价这些年来中国银行业中民营资本力量的变化?

  董文标:中国的银行业开放相对于其他行业要晚一些,1996年初民生银行成立并运营,在这之前,中国的银行都是国有或者国有控股性质的,民营资本在银行界是少有的。这十多年来,在中国银行业,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银行,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对经济发展的支持等很多方面,与国有银行相比,仍然是相对薄弱的。

  《21世纪》:2004年之前,国有银行没有开始股份制改造时,股份制银行发展非常快,但2004年以后,随着国有银行股改的推进,似乎是国有银行力量有所加强,而股份制银行则在走下坡路,似乎黄金发展时期已经过去。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你如何看待民生银行未来要走的道路和方向?

  董文标:2004年,这个提法是没有错的,但前提是,正是由于股份制银行前些年的试验,国有银行股改才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借鉴。在这方面,股份制银行是国有银行的探路者。

  至于说,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以后,我们这些中小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就没有了,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一方面,虽然国有银行进行了股改,但其本身的治理结构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不同的金融机构来为市场提供不同的产品,所以,随着银行业改革的深化,每家银行的商业定位也会变得不一样。当然,从传统银行的概念上来说,也就是存贷款方面而言,国有银行仍然具有一定规模优势,但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各家银行都会根据自身定位,在各自的领域显示出不同的优势。信用卡业务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由于各家银行定位不同,国有银行的信用卡业务未必能做得过股份制银行。

  所以,此消彼长的观点我是不能赞同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之后,他们确实体现出巨大规模的优势,但规模有时候也是一种包袱。比如人均利润等主要经营指标,国内几家先进的股份制银行比国有控股股份制银行多数倍,这就是效率。市场承认效率,而不讲究规模。

  总结回答你的问题,第一,股份制银行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先导者,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可遵循的路径;第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银行业改革的深化,银行同质化现象将会改变,各家银行将会找到并发挥自身优势;第三,市场经济承认的是效率,而不是单纯的规模大小,规模大不一定有高效率,不一定在竞争中处于优势。

  《21世纪》:我曾经和一些国有银行高管进行过交流,他们的观点是,未来的银行竞争是资本的竞争,因为掌握了强大资本就能够收购一切可以收购的资产。

  董文标:我认为这个判断是基于传统银行发展模式所得出的结论,但市场深化后,这个判断就不一定正确。举例而言,英国的劳埃德银行(Lloyds TSB),规模不很大,但却是欧洲最受尊崇、效益最好的银行之一。另外,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往往是投行部门的几百人就可以把十几万人的银行集团搞垮。所以,规模大不一定就有优势。有巨额资本当然是件好事,但在很多时候也是麻烦,事物都是多方面的,并且这些多方面的因素又不是静止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

  中国市场经济逐渐成熟,需要银行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与产品。2004年下半年,我就提出民生银行应该有所提升,是质量的提升,而不是规模的提升。我并不要求民生银行员工不停地发放贷款,不停地吸收存款,然后把规模搞得非常大,我们必须追求质量和效益。不知你们是否注意到了我们半年报中间的成本收入比情况,去年我曾经提出,三年内我们要达到目前的成本收入比水平,我认为这是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比较成熟的水平。但是很短时间内我们就达到了目标,成本大幅下降,收入大幅提升。同时,民生银行的中间业务也增长得非常快。

  《21世纪》:很多证券分析人士认为,民生银行这几年的发展是非常激进的。对于一家资本实力不强、起点不高的银行来说,不激进就不能发展,过于激进就有可能导致风险。你如何看待民生银行未来的发展战略问题?

  董文标:欧洲银行业发展了300多年,而中国银行业才30年,按照这种观点,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说,中国的银行业发展得太快了。同样的,民生银行用10年时间走完了国内银行20年的道路,社会各界肯定会对其发展速度有所质疑,因为银行向来都要求审慎经营。很多人认为,如此快的发展速度肯定会导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承担了很大压力。我有两个观点:第一,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才是最大的问题;第二,发展必须依托三个前提,首要前提是银行要抓住好的发展机遇,其次要形成一套比较好的、足以加速银行发展的制度,最后还要有一支好的团队和足以理解上述制度的一种好的观念。

  我曾经提出,民生银行应该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超常规发展。超常规发展的一个前提是,从2002年起,民生银行收走了分支行行长的贷款审批权,在全系统建立一套独立的贷款审批体系,这就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严格地控制了风险。在中国银行业,行长们天生地就认为自己应该有贷款审批权,但如果分行行长有贷款审批权,他们在业绩压力和奖金诱惑下,就很难把控住贷款风险,这已被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案例反复证实。说到风险,很多人对于民生银行很低的不良贷款率持有怀疑态度,但是你们想想,民生银行一万多亿资产的规模,即使可以一年两年三年地去做假,也不可能做假十年,好的资产质量是经过时间检验的结果。

  再举一个例子,大家都觉得民生银行董事会上争论激烈,可是有哪家银行像民生银行这样呢!多争论并没有坏处,每位董事都将自己的想法拿出来做讨论,为自身的利益争辩,这才是好的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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