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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罪”与“罚”

2010年08月12日 13:37 来源: 《当代金融家》 【字体:

  在身份认可上,美国政府对“三大”大开绿灯;在法律面前,立法机构对“三大”网开一面;在市场拓展方面,监管层又助其一臂之力。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呵护“三大”,完全出于维护自身强国地位的需要。在日益信用化的全球经济中,信用资本已成为参与全球经济与资源配置的重要条件之一,拥有强大的信用资本及其话语权,正在成为强国不可缺少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三大”代表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并成为体现美国政府和经济强权和隐形工具。

  从限制金融衍生品交易,到彻查高盛“欺诈门”,人们看到美国监管当局对华尔街“秋后算账”的行动不断升级,特别是当那些昔日惯于在他人面前口若悬河的国际信用评级巨头被提到审判台前时,公众更是强烈感受到了正义与公平的回归力量。

  灵魂在哪里

  美国参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针对评级机构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长达18个月的调查,最后形成的结论是,标普及穆迪在评级过程中都受到了华尔街“过于强烈”的影响,评级已经走形变样。来自穆迪的员工对自己的特殊工作给出了没有遮掩的评价,“我们不像是在进行职业的评级分析,更像是在把自己的灵魂出售给魔鬼换取金钱”。

  驱动其将灵魂卖给魔鬼的力量就是评级的商业模式。一般而言,在现行的国际评级机构运行框架中,评级机构评级并发布,为投资者提供参考,但投资者在使用评级服务时无须支付费用,费用通常由筹资者,即债(证)券发行者支付。由此可能形成这样的结果—评级机构与债(证)券发行方因为利益的纠葛和关联走到一起,而其为投资者提供的评级服务也许会出现失真或包含欺诈。

  “模拟评级”的程序设计最终将国际评级机构推向了高盛等债(证)券发行方的怀抱。在实际操作中,发行方通常要求几家评级机构同时为其评级,即所谓的“模拟评级”。由于担心评级结果不理想而影响产品的销售,债(证)券发行者往往会从评级机构所提供的不同评级结果中挑选出最高的级别,而且其他模拟评级的结果一般不会向市场公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或留住客户,评级机构必然会迎合发行方的需求,作出有利于发行方或对方所要求的评级。

  实际上,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评级机构除了对债(证)券发行方“降格以求”外,还可以通过很多途径取悦发行方。比如派遣评级人员进入投行以提前取得后者对评级模型设计的要求,或者让评级模型的创建与维护者参与投行的产品设计与开发,甚至干脆由投行自行设计评级模型,而评级机构在评级过程中不是以此类模型作为参考,就是完全依赖于这些模型。

  当然,对于投行等债(证)券发行方而言,除了“货比三家”外,并不缺乏可以牢牢套住评级机构的高明手段。比如评级套利,这种方法由高盛创造,主要是利用不同的评级结果,在产品价钱的差异上进行套利。如果一个公司发行BB级债券,投行秘密买入后,再打包其他A级信用债券,那么其中BB级债券也会升级为A级,利润就上升了5%到10%。但许多投行并不满足于通过“评级套利”被动地获得所需评级,于是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方式。如高盛就曾以高薪为诱饵,聘请评级机构的主要人员参与抵押债券产品的设计,然后被雇人员利用其在评级机构的人脉关系帮助发行方将垃圾债券包装成高品质产品出售。最为厉害的手段就是关联交易。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国际,以下简称“三大”)中,穆迪和标准普尔都是上市公司,股价高低是公司高管至关重要的利益。而真正能影响上市公司股价的正是投行的分析师,他们通过定期发布的公司分析报告和投资建议来引导投资者的买卖意向。投行和评级公司很容易就达成这样的默契——评级公司为投行发行的债券打出高评级,投行分析师对评级公司的股票给予推荐。

  在华尔街,“三大”与投行的苟合最终使双方完成了精彩的利益输送—后者手中大量“有毒”债券被贴上健康的标签流向市场,而标普们则赚得盆满钵盈。据美国参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显示,20022007年,“三大”的平均利润率为53%,远远高于同期埃克森美孚17%和微软36%的赢利水平,而正是在这短短5年的时间中,评级机构的利润总和从30亿美元迅速膨胀到60亿美元,其中90%来自于发行方支付的评级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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