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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出最大的竞争力

2011年08月12日 09:35 来源: 人民网 【字体:

  回首建省、办经济特区23年,海南经济发展的最大成绩,就是热带高效农业的适时崛起,刚好赶在1992、1993年经济泡沫破碎之前,因此才稳稳地托住了下滑中的海南经济,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更加有趣的是,无论事前、当时还是事后,海南农业的腾飞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前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包括国内鼎级农村问题专家——预见过海南农业的飞跃;飞跃发生时也极少有人在意,人们只关心股票和房地产;过后这么多年来,也没有一部海南大事纪,深入讨论过这个巨变。许多书对此只字不提,仿佛世界上就没这回事。

  真正发现这场巨变的是行政官员,时任琼海县委书记、后来成为副省长的韩至中同志,打电话约我去,一起看了长坡镇的司机村。三个司机开一台大卡车,一人开车两人睡觉,日夜不停地把热带水果和反季节瓜菜运往北方,一下子唤醒了沉睡多年的周边农村。当时司机竟成了海南农业生产的中心人物,他叫大家种什么,大家就种什么。我们把个情况报告给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他提炼出了一个指导思想——“以运销流通为中心发展海南农业”。

  运销流通需要投资,不仅需要复员转业的汽车兵,而且需要购买大卡车,农民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就只好靠民间借贷。当时民间借贷的利息,高达月二分之多,是名副其实的“高利贷”,但离了这个高利贷,就买不起卡车,而农民要是买不起卡车,就无法投入市场竞争。好在海南思想开放,官员们默许了“高利贷”,90年代有那么几年,农村经济都成了“大卡车经济”。

  即便如此,集资买车仍然困难,我就把眼光投向外商。有一次,我向一位德国商人介绍了这个商机,告诉他海南农业有厚利可图。不料他反而犹豫了,说“真要是这样,我还有必要工作吗?光放高利贷不就发了?”他非但不把这视为商机,反而认为是陷阱,怀疑他一脚趟进来之后,人家会“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捉鸡”。与许多经济学家的担心刚好相反,高利贷这事官员能面对,反倒把外商吓住了。

  那年头,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刚好引进中国,如何深化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开始成为经济学界的话题。法国大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译著刚刚出版,读了它我才知道,早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方就完成了更加重要的金融革命。近来陈志武先生的著作,又把时间向前推了500年,说早在12-13世纪,意大利各城邦就开始发行政府公债,规模大到靠延长短期债已无法应付,只要发行长期债,威尼斯政府甚至想出了把多支短期债合成长期一支长期债,按股票证券形式发放给投资者。先是在本国人当中发行,以后扩大到外国人。到了16世纪中叶,法国、意大利、荷兰、德国,都发展成了相当规模的中央政府倒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券,还有各种保险投资品种。到了这个时候,股票市场已经呼之欲出。

  终于在17世纪的荷兰,人类有了第一家股票市场。以后的故事,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了。到了18世纪,英国和瑞士的工业革命先后开始,此时的政府债券,已经有了整整500年的历史。民间借贷之发达,也远远超过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任何一项生产新技术出现,都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在生产领域扩散,就是有发达的金融网络,能够保证经济当事人以最低廉的利息,及时获得足够的贷款,用以引进、购置、掌握并形成生产力。换句话说,西方的工业化,是在服务业——其中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相当发达的环境里发展起来的。不像我们20世纪末的琼海,买个卡车就把民间借贷利息推高到月二分(20%),在德国商人来看,那是非常不合情理的高利贷。因为人家只有在工业革命前五百年,利息才会高得这样离奇。

  这个事例生动地说明,是金融服务业助推了工业革命,促成了工业革命,与20世纪末的中国刚好相反。然而,这种令德国商人无法理解的现象,在广大第三世界的商人看来,却习以为常。因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浅化的弊端。无论是中国农民、越南农民、孟加拉农民还是印度农民、都像中国农民一样,要辛辛苦苦地积累家庭存款,然后用家庭存款去投资购买大卡车。资本积累只能是一点一滴地进行,购买一辆大卡车的钱,需要好几十年、甚至两三代人的储蓄。否则,就要靠高利贷。所以,东方人不是输在技术上,而是输在金融上;不是输在工业上,而是输在服务业上。

  高利贷者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农民兄弟当然欢迎,有如大旱之望霓。从我1992年在琼海长坡镇的调查记录看,一部大卡车不出半年就能收回本钱,即使加上偿还高利贷,回收速度也快得惊人,说明农民兄弟当时确实面临着千载难逢之机,“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今天海南农民盖起了许多小洋楼,其中相当多的楼,是农民靠了高利贷才挣来了大卡车,有了大卡车才挣来更多的钱,还了贷之后盖起来的。他们说,只有你们城里的干部才会相信,能单靠自己的积累就能买得起卡车,盖得起洋楼。假如没有高利贷,他们什么也干不成。

  更何况,什么叫做“高利贷”?利息多少才算高?利息是货币的价格,它是由货币资本在整个生产过得中的地位来决定。在传统农业社会,利息要与地租成比例;在近代工业化社会,它要比工业利润成比例;在后工业化社会,它又要与现代服务业的利润成比例。不仅如此,它还要与自己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成比例,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特殊时刻,它能四两拔千斤,利息自然高;在边际产出下降到0时,利息自然也要下降到0。然而一般来讲,金融网络越健全,利息越低;金融网络越不健全,利息越高。所以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并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值,说利息高过它就是高利贷,利息低于它就不是高利贷。1992年在“大卡车经济”的带动下,琼海民间借贷利率达到惊人的月二分利,既说明“大卡车经济”当时的威力,也说明当时农村金融网络的极度落后。时至今日,全国各地的民间借贷,也是金融网络越落后的地区,民间借贷的利率越高。

  我们不难想象,假如当时某个兄弟县市的某个乡镇,也有一个拥有大批复员汽车兵,能够以更低的利息获得贷款购车,就会在长坡镇之前抢占制高点,此后“一山不容二虎”,长坡镇的司机村就不会产生。县域经济的竞争如此,国家经济之间的竞争也是如此。谁的金融服务越是深化,越是健全,借贷利息越低,谁就越是容易抢走另外一国的生意。所以决定工业革命成败的,并不仅仅是技术,而更主要的是法律制度,是金融环境。金融服务出最大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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