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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前夜

2011年09月10日 09:39 来源: 东南网 【字体:

  老周最近很纠结。今年7月,他在上海的一个新项目资金周转出现了一些问题,于是回到温州老家,向一家投资公司借了600多万元,月息4分,借款3个月。按约定,这笔钱要到10月份才还,可是投资公司几天前通知他,要提前一个月收款。

  老周打听到,自己的遭遇现在并非个案。“前段时间企业破产跑路的事情太多了,搞得人心惶惶,担心借出的钱收不回来。”老周说。

  根据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今年3至5月,全市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2628件,比去年同期多出474件;案件总标的金额高达9.31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出3.15亿元。仅8月份以来,就至少有20起以上此类事件发生,其中有两起大案,牵连集资额估计将达到数十亿元、借贷者上千人。

  对此,市场观察人士近期也频频将“高危”的标签,放在了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身上。“民间借贷的规模不断增大,利率一再推高,如果再不采取措施,那么,现在可能就是危机爆发的前夕了。”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忧心忡忡地说。

  江湖链条

  长期以来,温州民间融资扮演的角色,是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这个角色的重要性,在2011年货币政策由“宽”入“紧”、融资需求却未见降温的情况下更加突出。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的创办者方培林,就在2011年银根收紧的情势下,再一次看到了新商机。

  方培林的做法主要是,通过高息回报的方式,拉拢储户到温州的银行开户存钱,由此为银行增加的贷款额度,则贷给方培林的客户。这样一来,企业尽管为中间渠道支付了数倍于银行贷款利息的费用,但也成功获得了贷款。

  资金供需不平衡的关系,催生了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繁荣,但这场繁荣的参与者,除了像方培林这样的正规军,更多是无融资牌照的担保公司、寄售店、典当行等。

  家族从事民间借贷的万风(化名)深谙其中的“江湖”体系。

  上世纪70年代末,温州人的融资方式叫做“呈会”,即亲朋直接共同集资,轮流给彼此使用,使用者要支付利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互助形式慢慢催生出了资金“掮客”,他们真正把借钱当生意来做。资金“掮客”群体,日后成为催生各类担保公司、典当行和寄售行主力,温州民间金融生态也随之历经变更。

  而到了最近几年,温州几近“满城借贷”态势。公开资料显示,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前段时间进行的一次民间借贷问卷调查,接受调查的对象中,有89%的家庭(或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

  万风说,“满城借贷”听起来颇为夸张,但却是很多温州人认同的常态。他举了个例子: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以1分多的月息,向某商业银行贷出个人信用贷款20万元。随后,把这笔钱以2分月息,交给一个开担保公司的亲戚放高利贷。“这太普遍了,现在民间金融活跃,很多普通老百姓,也或多或少与高利贷沾上边。”万风说。

  这种借贷,往往会以“击鼓传花”形式流转。比如,A以1分月息把钱借给B;B又以1.5~2分月息借给C;C再把钱以2.5~3分的月息,借给某民间高利借贷机构(中间可以有更多的环节),然后,民间高利借贷机构又以更高利率借给D。

  人人都是“食利者”。如果资金链没有断裂,他们都有可观收入,民间借贷市场自然显现所谓繁荣。而在这条资金链上,除了个人外,银行、担保公司、企业、投资公司都分别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整个链条环环相扣,共同造就了活跃的民间高利贷。

  隐藏在其中的操盘者,是保证链条顺畅运行的关键一环。老陈经营着一家房地产经纪公司,但实际上做的却是高利贷操盘生意,即帮助客户将房产抵押给银行,或是通过“消费贷款、买车、装修”等名目套出贷款。他坦言,“像我们做这个业务,肯定和银行有关系”。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则是担保公司,担保公司通过担保获取银行资金,然后用于放贷,最终成为民间高利贷的积极推动者。还有名目众多的投资公司也是高利贷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不少更加商业化经营的高利贷者,则设立自己的投资公司,以投资公司的名义吸纳外部资金,但从事着与经营范围完全不一样的业务,主要是利用一部分自有资金,再吸纳其他闲余资金,集中起来放贷。”上述企业主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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