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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篇 金融改革是必由之路

2011年09月26日 07:37 来源: 理财周刊 【字体:

  其实,民间借贷活跃并不是当下特有的现象,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我们发现,每当宏观经济出现银根紧缩时,高利贷就会暗潮涌动。从这一点来说,只有通过有效的金融改革才能化解风险。

  《理财周刊》:

  历史经验篇 金融改革是必由之路

  文/本刊见习记者 徐卓航

  高利贷乱象的前世今生

  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以来,时隐时现的高利贷乱象从未消失过。每当银根紧缩时,类似的乱象便显现出来,致使千百万的人群蒙受各种崩盘的损失,最后,往往以政府对大案、要案的主要人员进行重判和追讨部分钱款为结束,或者根本只是随着货币政策的放松而自然慢慢退回幕后,随着风波暂时平息而不了了之。对比历史,反观今日,我们不禁要担心,当前的乱象是否仅仅是新一轮高利贷热潮的一个开始呢?它又会在何时、会如何结束?

  1984~1986:从通货膨胀到银根紧缩

  1984年,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即“拨改贷”。然而,这客观上造成了1984年底的信用膨胀和货币发行失控,从而产生了自1978年以来第一次在转型中经济体制内部生成的通货膨胀。针对这一情况,国家动用了一系列紧缩手段对经济降温。但“一刀切”的信贷规模管理模式使一些正常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信贷资金的大部分都用在固定资产投资上,企业的流动资金变得极其紧缺。

  就在这段历史背景下,温州出现了“抬会”风潮。“抬会”是若干人组成一个会,发起人称会主,把会员的钱聚拢,交由会员们轮流使用,先用的人支付利息,后用的人吃进利息。会员可以发展新会员,进而变成“会主”,层层下去形成一个复杂的金字塔式链条。当时在乐清县,共有大大小小抬会1346个,最大的抬会发展了12122人。从1985年到1987年初,温州九县两区有30万人卷入其中,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这种疯狂的游戏在1986年春夏出现了资金链断裂,会主潜逃,影响巨大。地方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整顿活动,将李启峰、郑乐芬等知名会主判处死刑,直到1992年才基本平息了这场风波。

  1993~1996:紧缩政策与高利贷风潮

  然而此后,虽然政府明令禁止,舆论谴责不绝于耳,但高利贷仍以不可阻挡之势,自经济富庶的长三角、珠三角向全国各地蔓延。有关方面的统计表明,1993年中国的民间借贷资金已高达300多亿元,1994年升至500亿元,1995年更猛蹿至700亿~1000亿元。1993年温州一度冒出100多家地下钱庄,1995年上半年被关闭的温州市内18家地下钱庄总资产超过10亿元,经这些地下钱庄贷出的资金,高出银行利率最低也在3倍以上。同时,各地的高利贷行为也趋向于团体化,广东揭阳、浙江温州、江苏宿迁等地的标会、月零会、搭会等等相继酿成会案风波,仅广东汕尾市就卷入会款高达20.06亿元,致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出面严厉打击。

  那么在宏观调控方面呢?1986年之后,央行几次紧缩银根又几次迫于各方面压力放弃紧缩政策,然而到了1992年,新一轮经济过热再次出现。1994年,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21.7%,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于是1993年下半年,政府果断采取了以整顿经济秩序尤其是金融秩序为主要目标的宏观调控措施,央行首先以带有行政色彩的严厉信贷计划来控制信贷规模。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6年,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又一次与高利贷风潮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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