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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危机的历史基因

2011年11月14日 11:21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字体:

  探寻此次危机的历史基因,1986年发生在温州乐清的“抬会”风波可作为参照。那次危机的爆发更为猛烈:“抬会”是以高息为诱饵,层层向下吸引群众入会,形成一种复杂的金字塔式结构。从1985年8月到1986年初,这一疯狂的游戏在温州乐清蔓延,总发生额约10亿元,有的村子几乎涉及每家每户,直到层层累加下的金字塔上的支付危机再也无法解决,导致8万多户家庭破产。当时法律在这方面的监管完全属于空白,潜逃后被抓获的会主多以“投机倒把”罪处置,最终以李启峰、郑乐芬等知名会主被判处死刑而结束。

  长期关注本地金融研究的温州党校副教授诸葛隽认为,“抬会”是一种具有欺骗性和危害性的极端案例,与温州民间传统的“会”有很大区别。她解释说,“会”是一种基于温州特有的人缘和地缘关系,带有合作及互助性质的民间金融形式,自古以来,通过“会”来聚集“下海”资金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方式。各种形式的“会”十分普及,不仅存在于生意人之间,就连她所在的温州党校,还保留着一张1987年的资金互助会会单:包括“会首”在内,“会脚”共17人,每月聚会一次,缴纳在一起的会金轮流提供给各个“会脚”使用。

  诸葛隽告诉本刊记者,除了自家的兄弟姐妹,温州自古有认盟兄弟、盟姐妹的习俗,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同学、邻居、朋友,一帮有10人组成,一个人可以同时参加几帮,交错在一起的几帮人会出现在各种红白喜事上,出去发财也是几帮人一起。这一系列互助活动培育了基层的个体与群体间的信任,从而通过人缘、地缘关系形成了稳固的微观结构,民间信用也就有了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她说,打破这一信任机制的代价是巨大的,若是赖账,父母、兄弟在村里怎么生活?这种民间道德的约束,在一般情况下,可能比法律契约还要强有力。

  观察乐清“抬会”的资金断裂发现,根本无法持续的高收益形成了以疯狂吸收会员为唯一途径的金字塔式结构:一个缴纳1.16万元的会员要维持下去,到第6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第12个月要发展691个会员,第18个月就要发展2万个会员。诸葛隽认为,一个熟人社会里的独立的“会”本身不具备引发民间金融危机的风险,但如果蔓延到更大范围,资金规模、参与人数呈几何数增加,甚至会中有会,就不排除以盈利为目的的一批聚资食利者和金融诈骗者加入,一旦资金链条出现断裂,就会引发系统性的市场风险。

  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史晋川认为,温州民间以各种“会”的形式出现的金融,早期的合约执行是熟人圈子里的人格化交易,也就是以个人信誉为担保的。但后来资金的用途变了,由消费型转向生产型,甚至生产型企业在规模扩大之后转向金融投资,另外,资金规模变大,借贷的链条也拉长了。他告诉本刊记者:“原本是大舅、姑姑投钱一起做一项生意,现在亲戚的亲戚,甚至很多不熟悉的人全部进来,这就意味着参与民间融资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松散,离熟人社会人格化交易产生的最初情况越来越远,人格化交易机制对民间借贷合约执行的保障也就越来越弱了。风险不断地放大,一旦出事就会产生连锁效应。”

  比较这两次危机的形成机制,1987年“抬会”危机受非理性逐利心态影响较大,而这一次更多地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不过,过度依赖人格化交易的内在基因是相似的。史晋川认为,解决途径在于民间金融的“阳光化”,推动金融活动的合约机制向现代非人格化交易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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