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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全球特里芬难题”?

2011年12月14日 10:12 来源: 《当代金融家》 【字体:

  走向一个多极体系?

  美元的中心地位与目前货币体系的几个特征密切相联系。美元的作用将如何演变?国际货币体系是否会基本保持以美元为中心或变得更加多元化?

  我认为,在今后几十年内,可能的演变是走向一个多极体系,尽管这种转变很可能是逐步的。一些趋势相对比较清晰,另一些则不太明显:近期内美元很可能仍然是主要国际货币;其他货币的份额会逐步增加,但美元现有优势的惯性很可能会使这一过程较慢。一些特殊事件可能会加快这一进程,但这很难预测。

  欧元未来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当前的危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如果欧元区的金融机构得到加强,则会使欧元恢复吸引力并发展成一个真正的全球货币;如果危机进一步恶化,则欧元即使作为区域性货币的地位也会受到威胁。

  由于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以及其与高速发展的东亚国家之间的联系,所以,一个几乎必然的趋势是,在今后10~20年里,人民币将像日元一样成为一种国际货币,开始时是区域性货币,然后会扩大使用范围。但人民币真正快速发展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因为目前还不具备一些重要的前提条件(如完全自由兑换)。

  区域合作安排,如在欧盟内部和亚洲的《清迈协议》可能成为这种多元体系的一部分。

  多极体系如何运行?原则上讲,一个更加“平衡”的体系可以缓解目前体系的一些扭曲,对美元储备资产的需求将变得更加有弹性,降低美国的“特权”和使市场约束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如果一些亚洲国家愿意将其货币钉住人民币(参考人民币汇率管理本国货币),中国政府可能更容易接受人民币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更大浮动。

  但是,两种或更多储备货币之间的共存或竞争是否会成为不稳定的一个原因?我的观点是,尽管不一定不稳定,但多极体系可能需要更高程度的国际合作。

  目前世界经济体的金融高度一体化及其相互依存使得孤立或不合作的成本很高,这一点比早期的体制变革更加明显。但仅有强烈的合作动机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有更大的实施能力,这意味着要有更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和合适的机构。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知道各国决策者采取协调行动的能力和意愿并非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即使是面对当前非常明显的危险。

  作为现有储备资产的一个补充,或在长期内作为真正全球货币中的重要成员,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简称“SDR”)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中将发挥什么作用?

  目前,特别提款权的作用非常有限。分配给成员国的特别提款权不能直接用于干预市场。作为一种真正的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的作用是针对那些在市场上无法借到资金的国家进行储备资产的再分配。一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强烈反对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作用。特别提款权被视为一种非传统的信用形式,会引起道德风险。而且,许多中央银行认为,受政治因素导向的特别提款权分配机制存在着引发全球通货膨胀的风险。

  有人建议开发“私人特别提款权市场”,类似于20世纪80~90年代的私人欧洲货币单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简称“ECU”)的情况,这会使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资产更有吸引力,同时扩大特别提款权在贸易和融资中记账单位的作用。最终的目的是为扩大特别提款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创造条件。为了启动这一进程,各国需要采取协调行动,如发行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债券、建立市场基础设施和明确法律关系等。

  我认为,为了在实践中具有可行性,这类行动必须是长期战略的一部分,而且需要得到强有力的政治支持。私人欧洲货币单位的发展之所以成功,关键因素是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长期进程密切相关,这不仅提供了法律上、经济上和制度上的依据,而且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承诺。类似地,如果想使特别提款权成为一种有信誉的储备资产以及官方和私人机构的记账单位,则需要一种最终承诺—将其改造成超越目前一揽子货币计价的目标。我们都知道,在这方面我们还远远没有达成一种广泛的共识。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20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

  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缺少一种确保各国政策相互一致的有效机制。这种体系造成的扭曲和不稳定的成本已经非常明显,而且随着世界经济和金融变得更加一体化,这一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鉴于此,随着世界转向一个多极体系,我们需要更大程度的合作来管理这一过程和限制不稳定的风险。

  实际上,在本次危机开始后不久,20国集团的日程中就列入了探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议题。根据20国集团的一些雄心勃勃的声明,人们曾经希望在20国集团的主持下会形成一个“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此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著名经济学家和欧洲中央银行的前身欧洲货币局的首任局长亚历山大·拉玛法鲁斯(Alexandre Lamfalussy)和前意大利经济和财政部长托马索·帕多阿-施奥帕(Tommaso Padoa-Schioppa)组织了一些前政府高级官员,在2011年2月正式提出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报告》(Palais-Royal Initiative),报告强调了改革的极端紧迫性,并针对当前体系提出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深远的改革建议。

  尽管法国总统萨科齐作了很大努力,但20国集团的会议日程已经被分隔成许多“块块”,这意味着在11月份举行的高峰会议上要研究一些“具体建议”。所以,不会有一个全面意见出台。此外,到目前为止,具体领域的进展也非常有限,这反映了各国在这些方面有很多不同意见。

  最有意义的工作成果是《相互评估程序》(Maximum a posteriori ,简称“MAP”)。坦率地讲,我没有看到在戛纳峰会上其他与国际货币体系相关的有意义方案。对全球流动性、资本流动、储备资产和特别提款权等问题,各国的观点差异巨大,很难取得实质进展。

  到目前为止,《相互评估程序》的进展情况好坏参半。《相互评估程序》是20国集团“专有”的成员国分析程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仅提供技术援助。该计划的目的是明确和监测实施一组相互一致的政策,以实现全球需求的重新平衡和恢复经济增长的条件。但目前经济失衡仍然非常普遍,并令人担忧。

  20国集团未能向市场提供明确的信息。原因何在?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整个程序仍然限于保留某些反映了20国集团“所有权”的特点,即反映成员国的固有多样性和所使用的一致性原则。更重要的是,《相互评估程序》被认为是一种基于中长期的做法,并不是一个讨论20国集团短期经济变化引发的政策变化的平台。明确讨论汇率问题一直是禁忌之事,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将短期目标(支持经济增长)与中期目标(重新平衡)结合起来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在目前全球复苏可能夭折的情况下。

  希望所有这些都是学习过程中的必要阶段。现在的问题既不是政策协调,也不是真实的多边监测,而要找到正确的方向。虽然现在判定20国集团能否成为管理国际货币体系治理结构的一个有效平台还为时尚早,但实实在在的进展将取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可以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理结构中发挥核心作用。

  可能取得重要进展的一个领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金融行业的系统重要问题和存在跨国政策传导的事实突出表明了必须确保两件事:第一,强化双边和多边监测之间的交流;第二,要更加重视金融业。

  上述两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基础是基金组织监测的现有法律基础,真正能够取得的进展是有限的。改变这种状况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修改基金组织的章程,强化成员国国内政策的义务。另一个选择是发布一个“多边监测”的基金组织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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