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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金融年会——区域金融与竞争力论坛文字实录

2011年12月20日 16:36 来源: 金融界网站 【字体:

  杜艳:但是比如上市的话,上市是唯一的解决途径吗?是不是所有的银行都通过上市来解决?监管者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不是交给不专业的投资者能够解决呢?比如创业板,我们开了创业板的大门之后发现创业板有非常多变脸的公司。这个怎么解决呢?

  金建:江河日下,鱼龙混杂,肯定有好有坏,我们给这个渠道让社会鉴定和监察的机会,一个平台。现在我们很多中小银行你无法监察它,了解的不多,但是上市也有门槛,不是张三、李四、王五都可以上,我们有一个规则,这个规则有别于其他的大银行,给中小银行专门的一个游戏规则的东西。所以我建议在中国的交易所方面可以开辟一些专门给中小银行融资提供方便的这么一些操作的条例,你达到了这些指标我们可以让你上市,因为中小企业的发展,现在渠道还是比较少。现在又扩大对中小银行的监管,用社会大众,用投资者的监管,特别是公开、透明,我觉得这个效果会比我们一般的监管要好得多。

  杜艳:您可能很强调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让它成为一个公众公司。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地方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还面临着一对平衡的问题,站在局部是合理的东西,是利益最大化的东西,也许站在总体就有可能损坏全局的利益,反之亦然。站在宏观上正确的一些东西也有可能错打和误伤了局部。这个是地区金融发展过程当中需要不断衡量和平衡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比如现在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地方金融在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项大的政策,比如说上一个阶段,在本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之前,中国宏观调控主要的目标实际上是为了宏观通胀,我们不断的调准,在货币信贷上也控制的非常紧张,但是站在地方区域发展的角度上,它要支持地方经济的发展,首要的目标是什么?是保增长,保增长需要的是什么?是资金,我需要大量的资金,同时由于前期的4万亿投资下去之后,确实很多地方政府的项目上马了,他们也需要后续的资金来支持,一面形成乱摊子。这个过程形成非常非常明显博弈的过程,就是下面需求很旺,这是地方区域金融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大的问题,我想问问何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何佳:这个确实是很难的,中国从建国以来一直强调两个积极性,一个中央积极性,一个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两个积极性比一个积极性要好,这就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通过中央的考虑,地方的考虑发挥积极性,这个事情我也想过,确实产能过剩的行业,全国很多,有六个。内蒙有五个地方支撑产业怎么办,怎么办呢?还是需要,不发展GDP往下掉。所以在中国我们现在发展瓶颈不是这种普通的风险,在中国流动性风险都可以解决的。为什么呢?很简单,政府、企业、银行绑在一起了,你只要绑在一起,流动性风险都可以化解的。比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问题,这个中央政府说银行背背债就过去了,这不是最难的,最难是竞争力的问题,我们国家竞争力就弱。我们新的产业政策总是找不到方向,然后新的产业总是推不出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你就比较麻烦,确实将来发展没有方向。由政府推动也找不到,美国的产业做的非常好,我们都知道比方说硅谷,国防部的项目推出来了,金融危机推什么东西?推绿色科技,就看到了方向。这个我们确实难做,咱们不能怪中央政府推不出,我们基础不在,高校没有竞争力,科研也没有竞争力,这个东西基础就不在了,你干脆没法干,科技部那了很多钱各地建园区,金融院也是搞园区,到处都有。新的东西看不到什么,怎么办呢?开发房地产那些东西。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你怎么办,这个是我们目前面临最大的风险,就是你这个产业投不出来讲什么都白搭,银行坏账降1%又怎么样,推动不了我们的经济。所以最近我们老是说国际改革的时候,我们银行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推动改革,你现在中国经济转型银行3%的利差把钱给了央企,然后又给了房地产,风险控制的很好,1%的坏账,但是对于整个经济推动到底推动多少,确实是这样。

  我觉得地方和中央两个地方讲到底,还得推动产业的发展,特别新兴产业,这种推不出来我们经济确实没有希望。所以地方政府金融还是围绕这方面走,你现在一直说银行风险金融,我觉得不一定是第一,第一还是产业政策,要把这个东西推出来,这个东西配套服务就好了,流动性风险我们都可以解决,你说欺诈是另外一个问题。你说10%的资本充足率,1%的坏账,那你的风险和你的资金干吗。我们资本拿来干什么,是抵御风险,拿出来承担风险,不是简单把自己包起来了。

  杜艳:再问一下杨会长这边,我们正在经历大的宏观调控的周期,比如信贷、资金收的比较紧,虽然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实际上是有点偏紧了。因为我们会观察到,不管是M2还是信贷等等都调的比较紧,而地方前期又经历了2008年底到2009年一轮大的投放,不管是信贷上还是基建上,当然是由基建带动信贷了,地方的需求非常旺盛的时候,突然到了2010年我们开始收闸了,就面临大的调控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两方面的缺口之间其实会隐藏着很大的风险,因为你的政策转向太大了,然后你的政策的调控力度又很大,怎么看地方和中央诉求的错位。

  杨再平:首先是这一次宏观调控我前一段时间说过了,这次的从紧货币政策是2008年危机以后超常规的货币投放和信贷的投放一种正常的回归,2008年以前多增1万亿,但是十年以来这一年比前一年大概多1万亿。但是2008年的是4.9万亿增量。2009年差不多10万亿,按照正常走的话2009年最多就6万亿。按照这个走到现在,现在也应该是7万亿。现在还没回归正常,货币政策过宽,过于宽松,首先是物价通胀压力不用说了,对我们国家货币政策过于宽松,信贷投放过于多了,你的结构就没办法调整。结构调整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它,该压的就压不下去,经营不好的企业也淘汰不了。本来应该淘汰的产业淘汰不了,淘汰那些经营不善的企业有可能淘汰掉,所以对经济的结构优化,产业优化,企业微观层面的优化都不利。现在我觉得适度从紧要坚持的,宏观调控和微观层面的关系呢,实际上就是从完全市场化的,理想化的来说实际上就是宏观政策信号,强制性的执行,微观就是有一个传递过程。一般来说金融,首先从货币政策来说,首先是金融机构作出反映,就是市场作出反映,然后从紧的,金融机构就会作出它的反应,对待非金融机构就会对它影响,然后就是微观到宏观这样一个传递,这个传递是必要的。

  所以地方政府对我们国家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地方政府在这种微观对宏观作出反映的中间,实际上起到了一个中介的作用,一般来说地方政府是不可能站在全国的角度,这是不能强求的,肯定要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中央政府怎么把这个考虑进来?制定政策把这个因素考虑进来,不能像地方政府说的,地方政府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上来实施它的政策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就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微观层面,主要是指企业,还有金融机构这种反映,然后地方政府不是微观。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来,这可能是中国特色的东西,把它的反映考虑进来,不能假定地方政府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或者执行政策,制定政策,要承认这一点。

  杜艳:我想再把话筒交到尹总这边,因为尹总是从银行过来的,刚才我们讨论的问题,您站在基层的一个商业机构的执行者的角度上,你可能切身感受会更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这两年,实际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当时中央心态非常着急的进行调控,用了一个可能是过度了的一个调整,但是最后这个结果却牺牲了,却由地方政府和地方的银行来承担了。因为马上我们面临政策的反转,基本上到2009年底的时候政策就立马收紧了。但是过度调整之后再往回收的时候,收的损失以及收的牺牲全部由地方和银行来承担了。我不知道地方这块的感觉怎么样,您对于这方面可以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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