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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新业务模式的宏观效应

2012年07月21日 07:08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字体:

  资本补充压力与商业银行“轻资产”转型

  首先,“重资产”造成资本补充需求压力上升。中期内商业银行资本补充需求主要来源于三方面:一是资产规模不断“变重”。过去五年中国银行(601988)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从44万亿快速上升113万亿,年均增速达到20.5%。二是资产风险权重不断“变重”。上市银行表内资产平均风险权重从2008年的0.44上升到2011年的0.51。三是巴III新《资本管理办法》将于2013年开始实施。综合以上因素,并考虑内部利润留存对资本金的自然补充作用,商业银行未来五年中需要获取的外援资本约为4000亿-5000亿元。

  其次,资本供给的外源和内生渠道同时面临不确定性。目前H股中资上市银行平均市净率约1.1倍,部分银行已跌至1倍市净率以下,丧失了增发融资的能力。此外,中资上市银行的净资产占到亚洲主要上市银行净资产总规模的48%,海外投资者对中资银行股票的配置水平已经较高,增持难度越来越大。由于资本市场疲弱,商业银行通过利润留存进行内生性资本补充尤为重要,然而中长期来看,此渠道的可持续性和充分性也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在基准情景下,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约占新增贷款增量的70%)实施温和信贷增长策略,其新增资本需求基本可由内生渠道补充,而扩张较快的农商行可能很快面临外源融资缺口;在悲观情景下,因经济增长放缓、银行信贷增速加快、利率市场化推进,则全部银行的内生渠道都将严重不足。

  最后,为了应对商业银行的“轻资产”,需要进行如下的调整,而这样也正是中国商业银行正在进行的。

  首先是从高风险权重资产业务向低权重转移。2011下半年开始,风险权重较高的融资平台、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贷款等业务的增长速度显著下降,而小微企业贷款(风险权重75%)、个人消费贷款(风险权重75%)、信用卡贷款(风险权重20%/50%)、财政部认可的公共部门实体债权(国债、中央代发地方债)等资产增速快速上升,带动商业银行平均资产风险权重从0.51快速下降到0.48。在商业银行逐步退出的领域,短期内的融资缺口会显著上升,对市政债券、城投债、地方政府债、高收益债等资本市场融资工具的需求也将随之上升,相关部门应考虑为这些工具的发行建立更加有利的政策环境。

  其次是实施贷款资产证券化。目前银行之间通过理财信托、证券等各种“创新”合作方式买卖信贷的“类资产证券化”业务已经非常活跃。中长期来看,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需求将日益强烈,相关部门应将证券化提上议程,稳步推进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健全相关政策法规和监管,逐步扩大业务规模。

  最后是快速扩张非息差业务。银行对资本消耗低、收益率高的业务,如债券投资等交易账户业务、投资银行类业务(债权承销、财务顾问、存管托管等)的兴趣显著上升。过去十年中,以大型企业信用风险为主的银行风险模式,正在向更为复杂的中小企业信用风险、波动性更大的市场风险转移;创新业务带来的风险“表外化”和“隐含化”趋势愈发显著。这些都要求监管部门拥有更加全面的风险监管视野和不断提升的风险监管方法。

  商业银行的“主动负债”转型

  2011年以来,人民币存款月均增速从2010年的21.2%下滑至2011年的16%,今年1-5月进一步降至12.1%。存款走弱使商业银行传统的“存款立行”经营模式受到挑战,银行从原来的“被动负债”向“主动负债”转型,突出表现为同业存放等批发融资渠道超常规增长,以及结构性存款的上升。

  首先是商业银行的“主动负债”渠道。商业银行对批发融资市场(同业市场、发行金融债等)的依赖程度快速上升。截至1季度末,上市商业银行同业存放(56%)、同业拆入(43%)同比增速创出历史新高,卖出回购业务(32%)也高速增长,其中同业存放增加对银行负债规模的贡献度超过1万亿。上市银行同业市场负债占比从2007年的8%左右上升至今年一季度的13%;兴业、浦发、中信等股份制银行更是上升到25%-35%的水平。

  银行同业存放等业务能够在数月内实现上万亿量级的增长,与保本型理财业务(包括结构性存款与结构性票据)的高速增长密切相关。保本理财产品保证购买者本金或部分本金不受损失,超额收益部分挂钩金融衍生品,因此外审部门一般建议将其纳入表内。在实际操作中,商业银行发行保本理财产品投资同业存放或本行存放。同一笔理财资金,在理财产品发行银行的负债方计入存款科目(客户存款、交易性金融负债等),同时计入存入行的负债方存款科目(客户存款、同业存款或其他存款),同一笔资金在不同银行间或银行自身资产负债表上重复计算,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快速虚增;同理,理财到期时银行存款和相关资产也会相应快速缩减,从而加剧了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规模的波动。

  银行新模式对宏观政策工具与银行监管产生了影响。首先,对货币中介目标造成冲击。以某重点城市大型银行为例,2012年一季度约800亿人民币的存款增量中,有3/4来源于结构性存款等理财业务,只有1/4来自传统意义上的存款。结构性存款存在的会计记账虚增问题以及未来可能采取的监管措施带来的规模骤降,都可能在较短时间内造成存款规模和M2等指标的显著波动。考虑这一因素后,今年存款和M2增速放慢的实际程度可能比统计数字更低。

  只要货币信贷规模等数量型工具仍在使用,商业银行资产脱媒出表、负债回流进表的监管套利就存在激励机制。其形式繁多、路径迂回,仅通过监管部门通过现场检查限制甚至叫停“堵漏”,或央行完善数量指标统计口径的方式,效果将会越来越差。根本的解决方案是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等金融体制改革,消除监管套利空间。鉴于当前存款竞争日益加剧,高息揽储型理财产品规模迅速膨胀,可考虑逐步引入大额可转让存单作为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的负债工具,其规模可控、工具可交易、信息透明的优势有利于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一定程度地避免恶性存款竞争。

  其次,对市场利率传导定价模式产生影响。结构型存款理财定价一般参照同业存款利率和银行间拆借市场利率协议,收益率相对较高,大约比同期一般存款基准利率高出200-250个基点。当期负债业务的成本上升会直接影响到贷款利率定价。考虑到以净息差(250bps)覆盖信贷成本和运营成本、维持资产盈利水平,则当期大型银行放贷利率的期望值在700个基点左右,主动降低贷款利率溢价的意愿不强。在当前实体经济增速放缓预期强烈,投资和消费需求趋于疲弱背景下,银行和客户之间对贷款定价存在分歧,这也是导致贷款“供求两不旺”的原因之一。

  以上存、贷款定价错配问题可通过继续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进行缓和。适度降低存准率能够有效降低银行间市场、票据等短期市场利率,带动与之挂钩的结构型理财收益率下降。

  最后,贷存比作为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面临挑战。随着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发生结构性变化,存贷比指标存在的不足开始显现:(1)目前存、贷款在银行负债、资产中的占比分别大幅下降至80%和50%;贷存比难以全面反映银行的流动性状况;(2)存款增长放缓后,部分银行贷存比触线,成为货币信贷创造的“短边”;(3)银行为达到贷存比监管要求而开展的信贷、存款的买卖与转移反而增加了资产负债规模的波动性和风险。

  改进贷存比监管指标的思路如下:(1)短期内贷存比仍是相对简单实用的资产负债匹配指标,在商业银行的内部资产负债管理中仍有一定地位,不宜立即取消,但可适当修改贷存比分子与分母的定义口径,在分母中考虑适度加入“集团财务公司存款”等稳定资金来源,弱化其对货币信贷产生的“短板效应”;(2)中期内逐步与巴III流动性监管规则接轨;(3)未来逐步调整贷存比指标的定位,从监管指标逐步弱化为监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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