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1月30日 16:23 来源: 金融界网站 【字体:大 中 小】
有待金融科技产业对接合力助推
然而,产业升级却有待金融科技产业对接合力助推。
先说科技与产业对接。一方面是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成果的能力和效果,体现为科技成果产品化、产业化转化率;另一方面是产业承接科技成果的能力及效果,体现为产业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如果没有科技与产业的对接,再高端尖端的科技成果,都很可能束之高阁,科技进步不能转化为产业升级,从而造成宝贵的科技资源及其成果的巨大浪费。
众所周知的以色列,领土面积仅约2万平方公里,2/3的国土被沙漠覆盖,其国土上石油、天然气资源十分匮乏,人口不足800万,长期处于与阿拉伯国家抗争的战争环境中,人均GDP却超过3万美元,更被世界各国视为全球的创新工厂。这个犹太小国奇迹般地造就了新兴高科技公司密度仅次于美国硅谷的神话,同时,一批又一批的先进技术也在这块土地上诞生,其中隐藏着怎样的奥秘呢?除了重视科技研发以外,更重要者就在于注重科技与产业的对接。从简单数字看,其科技成果转化率高达85 %,科技对GDP的贡献率高达90%以上。自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致力于科学和工程学的技术研发,其出产的学术论文数量就人口来算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平均10,000人里有109篇,其专利权申请档案数量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以色列的科学家在遗传学、计算机科学、光学、工程学、以及其他技术产业上的贡献都相当杰出。在研究和开发(R&;D)花费指数上,以色列是第三高的国家,在科技准备(产业界在R&;D上的花费、科研社群的创造力、个人电脑和网络覆盖率)上则是第八,在科技创新上是第十一,高科技出口总额上是第十六。以色列的研发产业中最知名的是其军事科技产业,在农业、物理学和医学上的研发也相当知名。同时,高科技产业在以色列经济中举足轻重,尤其是在过去十年中。以色列有限的自然资源以及对于教育的强烈重视使得高科技产业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大,以色列在软件开发、通信、和生命科学上都是世界顶尖的国家之一,以色列还经常被称为是第二个硅谷。
反观我国,目前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大约在25%左右,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与发达国家80%转化率的差距太远了。这正是我们的要害所在,也正是科技与产业对接所要解决的要害。
而要全方位或大范围深化科技与产业对接,助推产业升级,并取得良好效果,又少不了金融支持,少不了金融与科技、产业对接。金融的重要功能正在于促成跨时空交易,而这正是科技与产业对接所必须的。
对金融而言,在与科技与产业对接的同时助推科技与产业对接,助推产业升级,主要应在以下几方面有所作为:一是助推产业资源转移。一方面大量落后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必需亟需的高端产能不足,意味着产业资源转移是必需的,更是产业升级必需的。因为只有当大量稀缺的产业资源从落后产业释放转移出来,必需亟需的高端产业才可能获得必要的产业资源。而金融恰好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重温一下马克思的平均利润学说,或可得到启发。马克思说:“资本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率较高的其他部门,通过这种不断地流出和流入,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以致不同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而“这是通过信用进行的。由于信用,不仅这种平均化成为可能并变得易于进行,而且资本的一部分实际上表现为整个阶级用以从事经营的共同材料。这是信用的一种意义。”发达的信用制度正是保证资本在不同产业或部门间流动和重组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因为一方面,信用制度的发展可将大量分散的可供支配的社会资本集中起来,以满足资本投资的需要;另一方面,基于发达的信用制度,资本得以根据每个特殊部门的需要,被分配在不同部门之间;再者,发达的信用制度可助推跨业并购重组,从而加速放大产业资源在行业间的转移。就银行业金融机构而言,当前就是要调整信贷结构,一方面减少甚至完全退出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投放,另一方面增加必需亟需高端产业的信贷投放,同时对跨业并购重组给予足够的信贷支持。
二是助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无疑是产业升级的战略重点,因而也是金融助推的战略重点。新兴产业是指随着新的科研成果和新兴技术的发明、应用而出现的新的部门和行业,现在世界上讲的新兴产业,主要是指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海洋、空间等新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国家发改委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确定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信息产业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一行三会“2009年12月22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服务支持重点产业调整振兴和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指导意见》,提出对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信息网络,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拓宽金融创新产品优化信贷管理制度并加大扶持力度。对于符合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要求、符合市场准入条件、符合银行信贷原则的企业和项目,要及时高效保证信贷资金供给。鼓励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支持重点产业企业创新、引进和吸收成长性好、成套性强、产业关联度高的关键技术和重大设备,推动国内企业自主创新和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鼓励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办船舶出口买方信贷和保函等业务,为船舶出口、船舶出口企业技改研发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支持。对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信息网络、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要积极研发适销对路的金融创新产品,优化信贷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加大配套金融服务和支持,促进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集成、产业集群、要素集约,支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既是神圣社会责任,也是重大商业机会。
三是助推科技成果转化。一项科技成果要孵化为产品,投入生产,渗入产业或形成产业,环节繁多,费时费力费钱,前期投入高,而收入又在未来,成功概率低,风险大,这刚好需要发挥金融跨时空交易的功能,跨时空聚集资源,支持其转化。经济生活中往往存在这种情况,即有些科研项目,一旦实现不仅可能给当事人带来利益,而且可能大大增加社会福利。尤其是有些重大科研项目,一旦实现,可能成倍甚至成百倍、千倍地增加社会财富,由此带来的社会福利不可估量。但没有银行信用支持就成不了。由于金融的支持,有利可图的科研项目实现的概率会提高,社会福利的期望值会增加。我们不妨将由此增加的社会福利与银行信用支持的资金之比称为银行信用支持的“社会福利倍增率”。显然,此倍增率越高,表明一定金融服务“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越大,对社会的贡献越大。例如,某个科研项目可能产生的社会福利为10亿元,在没有银行信用支持的情况下,其实现概率为5%,期望社会福利为5千万,在金融给予1亿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实现概率提高到50%,期望社会福利为5亿,银行信用支持的净贡献为4.5亿,相应的期望社会福利倍增率为450%。
四是助推科技型企业生长。科技成果产品化、产业化,做强做大,进而对产业升级做出贡献,终究要凭借一定的企业载体。大规模大范围产业升级,定然表现为大量科技型企业的生长。而这也正需要金融助推。大量国内外案例证明,金融是科技型企业的孵化助长器。比如,美国苹果在初创时,是迈克·马库拉(Mike Markkula)注资9.2万美元并和乔布斯联合签署了25万美元的银行贷款,圆了AppleⅡ之梦。总共也就不到30万美元的信贷支持,就那么一点点资金注入,成就了AppleⅡ。经过36年发展,今天的苹果公司年营业额652多亿美元,总市值上升到6235亿美元,创下美国上市公司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打破了微软公司1999年创造的6205亿美元市值纪录。国内也不乏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比如华为公司,1987年,43岁的退役军人任正非与几个志同道合者以凑来的2万元人民币创立了华为公司,现如今的华为,为世界各地通信运营商及专业网络拥有者提供硬件设备、软件、服务和解决方案,成为继联想集团之后,成功闯入世界500强的第二家中国民营科技企业。不知当初有无信贷支持,若有,助长其创业值得庆幸,若无,延缓其创业,则是遗憾。
五是助推企业家进行“创造性的破坏”。按照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专于、善于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新供应来源、实现新企业组织的企业家,其创新亦即“创造性的破坏”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他看来,没有企业家,没有创新,经济处于静态即循环流转,没有发展;有了企业家,有了创新,经济才处于动态,进入发展状态。从某种意义讲,产业升级正是企业家创新亦即“创造性破坏”过程。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领军人物,当然更是产业升级的领军人物。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企业家无疑是产业升级、经济发展的珍贵人才资源。但这样的珍贵领军人才资源,却不能没有金融支持。因此,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也专门对此作过论述。他认为,金融体系创造信用,转移或集中购买力,赋予企业家以支配资源进行创新的权能,“所谓资本不外乎企业家把所需的具体的物质资料置于自己支配之下的杠杆,是为达到新的目的而处理物质资料或给生产指出新的方向的手段而已。”因此,银行家的信贷支持,对企业家而言就是其实现创新或“创造性破坏”的杠杆。由此可见金融助推企业家进行“创造性的破坏”或创新,于产业升级是何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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