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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缺席亚行行长竞选其实是“系统失误”

2013年05月03日 07:41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字体:

  中国惯性

  如前所述,中国和全球经济金融的关联已经高度紧密,不胸怀全球决策、斡旋和腾挪,不仅难为中国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事实上,也难保中国经济全局的持续增长和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围绕全球经济金融平台和议题的决策,中国需要更加主动,而若要做到主动,则首先须在决策架构上站得更高,并打通各相关决策部门。

  和世行类似,由于亚行项目多和财政补贴挂钩,因此,中国财政部是“默认负责部门”,中国在亚行派驻代表也均为财政部官员。据了解,在亚行行长竞选一事中,财政部的观点是明确反对派人参与竞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财政部系统内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这里有两大问题值得关注,其一,由于部门壁垒的原因,更因为没有更高级别的决策系统直接负责和参与这一决策过程,因此,即便其他部门有合适人选,也很难通过财政部系统获得推荐;其二,由于中国长期“重内不重外”的传统,在财政部和央行系统内,驻外官员回来后很难获得提升,这也导致了优秀人才大抵不愿被外派的格局。而在全球央行和财政部系统内,往往是各国派驻IMF和世行的部门级人员回国后提升为财政部副部长或央行副行长,这个级别的官员赴IMF或者世行担任副总裁或者副行长,回国后往往被提升为财政部部长或央行行长。

  不难看出,若要在全球博弈中获得主动,建立更高层面的决策架构是当务之急。考虑到事关国际经济金融无小事,在现有架构下,中财办统一协调并建立更高级别的决策程序,也许是一个可行的安排。

  不愿拿出资源,是亚行案例中凸现的另一个中国“决策惯性”。在前文述及IMF增资案例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总觉得只要拿出资源,就是坏事,就该说“不”。以亚行来说,美国和日本是并列第一大持股国,各占15.65%,而中国晚近加入,是亚行第三大股东,持股6.46%。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亚行最大的借贷国之一,2011年,中国累计接受亚行259.8亿美元的贷款支持,仅次于印度。

  据了解,中国财政部的思路是,如若竞争行长一职,不仅需要重新考量目前中国从亚行获得的贷款,还须增加注资(大约20亿美元),因此,不应予以考虑。然而,国际上的行事规则是“give and take”,没有免费的午餐,获得更大话语权的另一面必定是拿出相当的资源。中国坐拥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然具备付出一定资源的实力。同时,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认为中国应当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观点也渐成全球主流。期望不付出资源,就可以获得在现有秩序中决策地位的提高,其实并不现实。

  宁愿另起炉灶,在现有平台着力不足,也是亚行案例凸现的中国“决策惯性”。和对亚行的“掉以轻心”相比,中国财政部对“金砖银行”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和热情,似乎这样才可以避免和某个国家的“正面冲突”。其实,建立一个新的框架耗时耗力,远非一日之功,金砖银行进展缓慢,完全在意料之中。因此,在既定架构下务实参与,恐怕是必然的选择。

  在这方面,中国也有成功的案例。清迈多边协议(CMIM)下的东盟与日中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区域内经济监督机构)成立之初,在中国的斡旋下,中日出资金额持平,博弈体现为均衡态势,AMRO的首任总裁由中日共同担纲,中国人(国家外汇局原副局长魏本华)出任第一年,余下两年则由日本人担当。

  事实上,中国派出人选参与亚行行长竞争,即便未能最终获任,也绝非失败。正如世行来自新兴市场的候选人——尼日利亚财政部长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Ngozi Okonjo-Iweala)在接受我们独家专访时所言,落选并非失败,“我视之为一次胜利,因为我们终于能让整个世界都来重新思考全球治理的问题。”

  思维决定战略,系统决定执行。中国缺席亚行行长竞争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契机,是时候来全面检视中国在全球财经金融平台上的战略制定和系统执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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