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力:金融政策有形之手也需积极作为

2015-11-02 11:56:05 来源:中国金融杂志 作者:植凤寅

  ——访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力

  记者:谢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国家安全是每一个国人都需要关注并尽责的事情。当前,金融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时代内涵,发挥金融引领作用是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命题。您认为,金融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张红力: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条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对国家安全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金融安全本身,金融还事关国家安全全局。今年5月份出版的一本著作《金融国策论》曾指出,金融的力量在当今社会无处不在,可以说已融入人类社会发展全过程,渗透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军事等领域莫不受到金融的影响。金融正以其庞大的产业基础、强大的资金供给、灵活的配置能力、流动的风险机制、精巧的治理工具影响着人类社会发展,成为人类文明演进的驱动器和加速器。事实上,金融已经突破经济工具的角色,成为现代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成为国际竞争与国际经略的重要手段。在国际社会上,以金融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更是广泛存在,其中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国。凭借美国金融市场的避风港地位和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向全球兜售了大量的美国国债,使很多新兴市场国家陷入了对美国输出廉价商品、在美国投资回报却很低的“斯蒂格利茨怪圈”,从而最大化美国自身利益。

  在现代社会,金融是调节利益最广泛、最直接、最有效的媒介中枢。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能否用好、用活、用对金融手段,是一国能否在利益博弈中占得先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总体国家安全的关键。邓小平同志曾经作出过一个重要论断:“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那么,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金融如果搞好了,金融的作用如果发挥恰当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都将被激活,国家安全全局都将有保障。当然,反过来讲,如果金融搞不好,可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金融能够以其功能助力国家发展,也能够以其风险危害国家安全。

  应该说,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表现就提供了正反两个层面的例证:一方面,超级衍生、超弱监管、超级杠杆、超级借贷、超级贪婪和超前消费(即“六超”)共同引致了危机,金融体系的风险出清让美国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另一方面,凭借着金融政策的及时救市、股市繁荣的消费激励、宽松货币的长期呵护和美元霸权的超然地位,美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复苏,并再度巩固了其在国际社会的领先地位。相较而言,欧洲虽然并非金融危机的震源,但却至今深陷危机泥潭,欧元区国家接二连三“沦陷”,欧元及欧洲银行业岌岌可危,目前仍未走上稳健的复苏之路。胜败之间的须臾转换,利益得失的天壤之别,取决于金融的正确定位和作用发挥。

  记者:金融在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具体应发挥哪些作用?

  张红力: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以经济为根本、以金融为血脉,金融和国家安全休戚相关,保障国家安全需要从金融着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金融引导资金运行,调节资金余缺,降低市场参与主体的交易成本以及信息获取成本,优化各市场部门间的资本配置,并进一步派生出对劳动力、生产技术、自然资源的优化配置。从金融发挥的多渠道作用来看,金融完全有能力成为实现国家安全的利器。一方面,多元化融资体系能够为维护国家安全输送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多层次金融创新有利于提升国家安全系统运行效率;与此同时,多维度金融数据能够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关键信息,及时预警以便于提前采取防范措施。此外,差异化金融政策能够充分发挥支持与制裁双向功能,在维护国家安全、最大化国家利益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发挥金融市场“无形之手”作用的同时,金融政策的“有形之手”也需要站在总体安全的高度,积极作为。虽然维持金融政策的操作独立性和目标纯粹性具有学理上的合理性,但过犹不及,过度专注于自我反而容易导致金融体系的相对脱节和金融政策的相对短视。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就曾指出,“单一目标制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多重目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市场主流愈发认识到,金融不再是偏安一隅的一个行业,而已构成国民经济发展乃至政治社会稳定的核心,金融政策理应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发挥更全面的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本质上对金融政策着眼国家全局提出了新要求,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监管政策势必需要将调节资源配置的重心集中到实现国家利益、行业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相互协同上来。

  记者:在用金融手段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中国该体现怎样的整体战略思想?

  张红力:在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革命之路和建设之旅上,大量质朴务实、行之有效的中国智慧已经经受了实践检验和历史沉淀,虽然这些智慧来源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但对于以金融手段为核心构筑国家安全战略依旧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特别是新中国几代领导核心的军事思想、发展理论和创新实践,格外具有指导意义。在借鉴这些中国智慧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金融力促国家安全的核心战略思想:积极防御、蹄疾步稳、亲诚惠容。

  在用金融手段实现国家安全的过程中,“积极防御”是首要战略指导思想,其内涵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乱中有为。要认清国际金融体系在混乱中曲折发展的历史趋势,在全球资源配置中主动把握有利位置,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金融秩序重建中争取主导地位,为在复杂环境中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创造条件。二是底线思维。通过有序推动金融改革、牢牢掌握金融主权、深化金融体系建设、完善金融协调监管、引导理性金融行为,把控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三是顶放结合。要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将“抵御威胁”和“吸收经验”辩证结合,在经略周边过程中将“走出去”和“引进来”深度结合,让周边国家企业有激励、有动力、有途径进入中国市场,加强双向融合。

  在用金融手段实现国家安全的过程中,“蹄疾步稳”是重要战略指导思想,其内涵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痛下决心“干成事”。深化改革、释放改革红利是中国经济社会继续稳健发展的唯一出路,必须坚定不移地将改革进行到底。既要发挥金融作为产业改革催化剂的重要作用,也要将金融改革果敢地向纵深推进,坚定不移地推进利率市场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机构体制机制改革、金融监管改革和金融市场深度建设。二是稳住心态“不出事”。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应避免拔苗助长。要以最大化综合效应和最小化伴生风险为目标,妥善安排具体金融改革次序,适时适度对货币政策进行预调微调,不搞“大水漫灌”,注重工具创新,优化政策搭配,疏通政策传导,强化政策效果。

  “亲诚惠容”的战略指导思想,内涵包括三个层面:一是随世而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保障国家安全、最大化国家利益需要遵循这一时代主题,发挥金融引领作用,用金融手段打造命运共同体,实现更大程度、更广范围的利益共赢。二是先予后取。在以我为主推进利益共赢长期机制建设的过程中,总会有短期得失的区别,中国要有先付出再回报的大国风范。勇于先予后取,用包容心态和惠人理念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打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三是以德服人。这里的“德”包含国家信用和文化包容两层内涵,信用是金融的核心,中国在用金融手段经略周边的过程中要充分展现国家诚信,巩固整治和战略互信,要在金融破局周边的过程中注重向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输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模式,既帮助其少走弯路,又使其对中国主导的国际经略带有较强的亲近感和融入感。

  记者:最近您和您的团队撰写了《金融与国家安全》这部书,创作的初衷是什么?

  张红力:国家安全是每一个国人都需要关注并尽责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新概括、新论断和新思想,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回应了人民重大关切,对于应对我国国内外安全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国家安全外延扩展而内涵收敛,始终围绕着利益这个核心在运转。作为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关键手段,金融贯穿于实现“总体安全”的各个层面和进程始终。随着科学技术加速进化,金融发展日新月异,金融不仅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核心手段,还对价值形成、产业变革、社会演化、文化传播、信息交互和生态变化产生着深远影响。可以说,金融是国家安全的时代内涵,发挥金融引领作用已成为践行“总体安全观”的核心命题。

  《金融与国家安全》这部书写作的初衷,就是希望能抛砖引玉,用我们的声音唤起全社会对金融重要性的关注,激发金融人对自身历史使命的更多思考,并对如何用好金融利器实现中国国家安全提供可落地的建言。我们不是学院派,但尊重理论精髓和市场规律,我们试图呈现的,是一本系统、严谨、理性、求实、务实、朴实的学术著作。基于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论和国内外的金融实践,我们尝试建立一个系统性的研究框架,立足金融,对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金融解决方案。

  我们真心期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激发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这个专题的研究,并让更多金融人达成这样一种共识:我们不做金融改革激进派,要做金融改革促进派;我们不做金融引领空想家,要做金融引领实干家。

  记者:您从金融角度探讨了价值观安全的问题,并提出了“金融+”、金融政治学等概念,这在国内均属首次。在本次采访的最后,能否请您为广大读者简要介绍一下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张红力:全球化造成了一个错觉,就是金融是中性的,市场决定一切。然而,在人类政治经济史上,金融从来都不是中性的,而是为价值观与利益所驱动的。对于中国而言,核心价值观的逻辑框架有两大关键。第一,中华文明是五千年来世界唯一没有中断、连续发展至今的文明;第二,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围绕核心价值观的逻辑框架,中国金融的价值取向呼之欲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保障人民安全,最大化国家利益,实现中华文明的永续传承。西方金融机构总是刻意淡化“金融的价值观”,这是中国金融人需要警醒的地方。国家利益是最现实的普世价值,以金融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既顺理成章又堂堂正正。金融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正在于此。

  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正在突破线性的目标和先验的规律,一个多元的全球化时代正缓缓拉开帷幕。全球治理体制正面临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种新的金融生态悄然成为大势所趋,这就是“金融+”。从世界竞争格局演变看,“金融+”是一种新变革,引领打造新型国家综合实力的发展方向;从国家社会发展看,“金融+”是一种新模式,以金融为核心,引领社会、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全面发展;从宏观经济演化看,“金融+”是一种新常态,反映金融与实体经济以创新方式深度融合的现实;从金融业态成长看,“金融+”是一种新趋势,代表适应信息化、综合化、国际化的行业未来。

  在这个时代,中国面临的金融安全问题前所未有,需要解决的矛盾前所未有,胜败的结局反差前所未有。金融是国之重器,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超越了金融自身安全。我们对“金融+”、金融政治学的研究和讨论,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抛砖引玉,借此激发更多的有志之士思考金融的核心价值与文化基础,关注金融政治学的研究。因为谁占领了思想和理论的高地,谁才能真正掌握未来竞争的主动权。同时也希望唤起更多中国金融人审视自身的价值取向,突破“小我”,避免“独乐乐”,在金融工作中深刻思考并践行符合中国利益的价值观,保障中国金融真正成为推动一系列国家战略的中坚力量,将金融自身命运真正附“+”于国家崛起之中。

关键词阅读:张红力 金融政策 金融+ 积极防御 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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