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余栋、杨涛:成就新型银行家精神需要"7种武器"

1评论 2017-02-09 08:12:27 来源:上海证券报 打板粤泰股份错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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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倡导的新型银行家精神有三大原则:一是来源于企业家精神,又高于企业家精神,且拓展了企业家精神;二是把握现代银行文化的趋势,走在全球银行业变革的前沿,引领面向未来的金融技术与制度挑战;三是扎根中国传统经济金融文化的精髓,融合当代改革开放伴随的奋斗与不屈,真正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无可替代的“正能量”。

  新型银行家精神需要“七种武器”:一是乐观主义与创新精神,二是源于管理掌控力的自信心,三是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信用,四是具备生于忧患的危机意识,五是共享理念下的社会责任感,六是维护职业道德与市场原则的勇气,七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持。

  银行家的历史与未来

  银行业的发展历史,与人类文明演进的步伐如影随形。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早在公元前6世纪,在巴比伦已有一家“里吉比”银行。此后在古希腊与古罗马,也先后出现了经营货币兑换信贷信托业务的寺院、团体、商号等组织。另外,据美国《新哥伦比亚百科全书》的“银行业务”所载,1171年建立的意大利威尼斯“国家借放所”是最早的银行代表。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近代银行的真正出现要晚得多,大概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才逐渐涌现。

  同样,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就设有“泉府”作为金融管理机构,承担一些官办类银行业务。到公元9世纪中期的北宋则首次出现了“银行”一词。此后,宋代起始的当铺及清之后的钱铺、钱庄、银号,都从事类似个人金融和消费金融业务;清雍乾之交时期出现在我国北方的账局(也叫账庄),则从事了支持生产活动的金融业务,直到著名的日升昌票号成为更加“全功能”的私人“银行”。当然,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银行,还是1897年5月设立的中国通商银行。

  纵观历史,银行的演变与银行家是密不可分的,而银行家也成为自中世纪以来,王朝变革、生产进步、社会演变中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应该说,银行与银行家在历史上,似乎一直就具有“两种面孔”。一方面,作为人类社会最有价值的创新现象之一,他们毋庸置疑也是文明的推动者。例如,美第奇家族是13到17世纪称雄于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也是当时意大利银行家的代表。在财富大量积累之后,不管基于改变形象、赎罪的恐惧还是具有高尚情操,他们的确成为支持和推动文化艺术事业的中坚力量。再如,银行作用的发挥是英国在19世纪中期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可以多方筹集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资金,还实现了全国性的资金融通和地区间资本转移。另一方面,它们似乎在大众心目中又与贪婪、阴谋与豪夺联系在一起。在《欧也妮·葛朗台》、《包法利夫人》等文学作品中,银行家的形象都沦落为品德有瑕的Fat CAT;而在近代历次重大危机中,银行家们开始漠视风险、过度自信乃至狂热、对利润的无休止追求,也使其对危机难辞其咎。

  在我国,银行与银行家对于经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不容抹杀。当然,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互联网金融的冲击、新常态的来临,它们也逐渐走下了“高大上的神坛”。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方面我国银行业在“对标”国际先进银行的过程中快速“赶英超美”,另一方面在躁动的、金融文化缺失的年代里,却尚未形成中西融合的银行家精神。若失去了精神层面的凝聚力,靠外力快速催发的“肌体”,也可能长期陷入“亚健康”状态。

  从源于拉丁语“长板凳”的银行一词,到高楼大厦中西装笔挺的银行家,再到如同英国Atom BAnk一样的只有手机APP、加上一群“T恤牛仔”装扮的高管,我们看到,银行与银行家一直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在走向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时刻,银行业始终不能缺位,更需在寻找银行家之精神家园过程中,实现银行家群体形象的正名。

  从企业家到银行家精神

  “企业家”的概念由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在1800年首次提出,“企业家精神”则是企业家特殊技能(包括精神和技巧)的集合。作为现代企业家理论的“鼻祖”之一,熊彼特对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的定位,就是不断创新,亦即“创造性破坏”。此后,在诸多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中,创新始终作为第一位要素。如彼得·德鲁克就继承并发扬了熊彼特的观点,把企业家精神中的创新与企业家领导能力结合起来,认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是企业家在经济上的冒险行为”。在此基础上,如冒险、合作、敬业、学习、执着、诚信等,都被看作是企业家精神的内涵要素。

  回到近代中国,企业家处于前所未有的东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大变动时代:一方面,西方式的资本热情逐渐“洋为中用”,中国近代企业家开始与传统的抑商、贱商观念决裂;另一方面,在特殊背景下往往其也具有“家国情怀”,通过“实业救国”来振兴民族工业。在此过程中,理想与现实、人性与丑恶都纠缠在一起。历经百年风云,在改革开放大潮下成长的企业家们,仍然在持续追寻着文化与精神寄托。众多企业家秉承优良传统,敢为人先、勇于改革、善于创新,也在谱写新的传奇。同时需看到,在价值观冲突日益明显的今天,企业家精神有时被扭曲为“成功学”阐释,如何“正本清源”成为重要挑战。

  银行也是现代企业的一种特殊形式,银行家同样是企业家中的特殊群体。由此,银行家精神与企业家精神也有众多共性,二者“血脉相连”。但是,它们又有许多不同之处。一方面,银行家如同“企业家的企业家”,不仅承担了更加重要的经济社会职责,使其创新探索更需谨慎,因其产品将“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更需超过企业家的经济金融洞察力与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在各国都面临“金融与实体脱离”这个“似是而非”的命题下,银行家与企业家相比,仿佛也具有了自身的“原罪”。尤其在我国,亟需为银行家精神找到真正的“实体支点”。

  由此,我们所倡导的新型银行家精神有三大原则:一是来源于企业家精神,又高于企业家精神,且拓展了企业家精神;二是把握现代银行文化的趋势,走在全球银行业变革的前沿,引领面向未来的金融技术与制度挑战;三是扎根中国传统经济金融文化的精髓,融合当代改革开放伴随的奋斗与不屈,真正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无可替代的“正能量”。

  成就新型银行家精神所需的“七种武器”

  在著名武侠作家古龙的《七种武器》系列作品中,长生剑、孔雀翎、碧玉刀、多情环、离别钩、霸王枪、箱子令读者印象深刻,更为重要的,则是使用武器的主角所体现出的特质,如:笑、自信心、诚实、仇恨、相聚、勇气、不放弃。

  就银行家精神而言,我们同样可以用这些寓言式经典武侠小说中的“七种武器”来加以刻画。

  第一,乐观主义与创新精神。银行家精神需要《长生剑》中袁紫霞的“武器”来“笑看风云”。一方面,乐观与悲观一直就是金融活动中的“跷跷板”,巴菲特就曾经围绕股票投资而提出“悲观主义是良友而乐观主义是大敌”。然而从另一视角看,无论是权益投资还是债权投资,适度乐观都是金融交易得以持续的基础。银行家作为现代经济运行中的特殊群体与金融“血液”的提供者,需要对经济社会“肌体”的成长持更加积极乐观的态度,如同支撑哥伦布艰难探索新大陆(行情000997,买入)的热情一般,成为银行业大变革时代的“积极能量”提供者。当然,银行家需要的是理性乐观,而非盲目乐观。

  另一方面,银行家的使命就是创新,而且由于与实体企业不同,银行家的创新更需可持续、渐进和稳健。早在民国时期,银行家作为极富创新精神的特殊企业家群体,曾在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过巨大作用。他们的金融创新思想与实践,在过去和现在都有诸多有益的启示。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尤其在银行同质化竞争严重的今天,创新成为银行改革图存、转型超越的核心驱动力。迫切需要一代代银行家发挥“敢为天下先”精神,引领构建真正的“创新型银行”。当然,这种创新不是为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而是为银行探索全新的产融、融融结合“土壤”和金融生态体系。

  第二,源于管理掌控力的自信心。《孔雀翎》中高立向朋友秋凤梧借来绝世暗器孔雀翎,成功杀敌,却发现朋友给他的只是信心,孔雀翎早已丢失。在银行家精神中,“信心比黄金更珍贵”,真正的境界是“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要实现此目标,一方面需要银行家能够充分把握宏观大势。当前,结构调整、“三去一补”、增长动能转换、货币金融周期等,众多要素都要求银行家必须提高宏观分析与判断能力,努力对标和强化作为经济学家的素养,从而自纷繁复杂的干扰因素中找到“主线索”,减少战略制定与管理的盲目性,成为顺应潮流的“领头羊”。

  另一方面,银行家的信心还来源于对自身的了解,亦即能否真正拥有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最早于1990年由美国的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提出来,指“组织中的累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怎样协调各种生产技能和整合各种技术的学识”。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范畴更广,虽然并未在学界和业界形成一致意见,但通常是涵盖业务、制度、客户、人才、文化等在内的综合体系。对银行家来说,如何在日益信息透明的业内构建自身核心竞争力,意味着需要在有限资源和约束条件内,既要夯实得以健康成长的“土壤”基础,又要尽可能抓住差异化的比较优势,实现竞争的“领先一步”。

  第三,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信用。《碧玉刀》中的段玉以近乎天真的诚实赢得了一帆风顺的“运气”。一方面,可以说诚信就是企业的生命,银行作为特殊的金融服务机构,自诞生以来就与信用二字不可分割。我们看到,无论是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还是城商行与农商行,其核心价值观虽然文字表述各有差异,但共同点是都把“诚信”或“诚实”放在重要位置。著名新闻记者Walter BaGEhot在一个半世纪前就指出:“任何一个银行家都知道,当他必须向别人证明他有信用时,无论他的论据多么出色,他的信用事实上已经消失”。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如美国民众“占领华尔街”,实质是对银行家诚信的质疑;德意志银行和富国银行的道德“神话”破灭,更使之雪上加霜。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撰文指出:“昔日的银行业是享有声誉的专业,客户和公众都高度信赖和尊重银行家,将毕生积蓄托付给他们”,如今顶着“金融精英”光环的银行家却成为大众议论的对象。面对这种现象,银行家不能只是感叹成为“弱势群体”,而是需深刻自省、并且以实际行动致力于银行家信用的恢复和重建。

  另一方面,银行家还应成为社会信用环境建设的推动者。在2011年一份银行业协会的报告中,调查发现有72.2%的银行家认为社会信用亟待改善。近年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制度设计日益完善,征信市场规范发展,金融信用信息数据库不断完善,但仍然有很大不足。实际上,银行业发展严重受制于信用环境,或者导致业务模式过于倚赖抵押担保,或者风险控制手段相对单一,或者容易陷入类似“互保链风险”的困局中。应该说,银行家需要从被动到主动,依托企业和个人客户,与其他各方共同努力推动完善信用体系完善。

  第四,具备生于忧患的危机意识。《多情环》中的萧少英被仇恨所驱动,值得借鉴的却是其始终身处危机而应对挑战的能力。一方面,面临不确定性日益增多的环境,银行家最重要的素质是对风险的警觉性。银行家的事业本质上就要求承担风险,不能回避风险,这就需有能力分析、理解和考量风险。全球银行业发展历程充分表明,银行受宏观经济景气周期影响不断加大,其自身风险控制与稳健发展能力,则决定其“生存还是毁灭”,其中大银行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永葆青春”。例如,1990年资产规模最大的10家银行中,有7家为日本银行,但多在国内危机与全球银行业变迁中黯然退场,到目前只有重建的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勉强居于前列。由此看来,这需要银行家作为“掌舵者”,不断提高风险敏感度,坚持稳健经营、完善公司治理、健全风险管理。

  另一方面,从宏观到微观、从经济到社会、从科技金融到金融科技,越来越多“新知识”都给银行家带来“深度学习”的迫切性。例如,直销银行创新已经到了移动互联网的新阶段;再如,银行愈加不似传统意义的银行,更像是多元化的金融综合服务商、或者是许多巨头自称的金融科技企业。近期,美国纽约金融服务管理局和美国货币监理署,就围绕是否给金融科技公司发银行牌照产生了争议。在我国,银行家更需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剖析背后的技术与制度因素,从而在可能的危机挑战中做到“游刃有余”。

  第五,共享理念下的社会责任感。《离别钩》中,支撑杨铮与狄青麟对抗的,是与所爱之人相聚的决心。从银行家精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解读为更深刻的责任感与人文关怀。一方面,银行家掌握了金融资源这种现代社会的核心“电力”,具有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需要在经济实践中、在不违背商业原则底线时,多考虑一些“社会公民”的责任。早在近代中国,艰难生长起来的第一代银行家,掌握了现代金融知识,有远大抱负和开拓精神,他们考虑到的同样有国家民族命运。我国银行资本是应工业资本的急切呼唤而出现的,总体看二者关系不是西方式的金融渗透与控制。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大潮中,银行家对“普世关怀”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入,银监会于2007年出台了《关于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意见》之后,近年来银行强调社会责任成为主流。银行家的这种责任并非是“道德绑架”,而是需要更高的境界和情怀,在大格局下开拓大事业。

  另一方面,互帮互助、共享共赢远比“孤独前行”要走得长远。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共享”发展理念,落实到银行业发展中,则应在银行与非银行机构、企业之间,构建持续、内生的共享型发展机制。例如,如何使得银行数据信息更加有效地被社会所利用、怎样打造银行与其他主体的风险共担机制、运用互联网产业链金融创新使得银企融合更加合理,等等。再如,银行与银行家之间,如何通过“互补竞争”、“抱团取暖”、“优势合作”等共促行业生态改善。这些都如罗伯特·希勒所述 :“金融并不是社会的寄生虫,社会离不开金融,而金融也应当服务于社会,而且我们需要有更多的金融创新。”

  第六,维护职业道德与市场原则的勇气。《霸王枪》中的英雄好汉之所以能与青龙会作对,也是基于无与伦比的勇气。在银行家精神中,这种勇气可以转换为两方面内容:一是真正坚持银行家的职业道德。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写道:“一个人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他的生存才经营事业”。可以说,银行家与律师、会计师一样,是用自己在各自领域的专业判断力和专业技能,来配置资源,只不过他们聚焦于特殊的金融资源。银行家之所以要讲职业道德,首先是自己要充分尊重这份职业,同时拥有自律精神,并不断充实职业履行能力。正如有人认为,银行家应该像医生发下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那样,也承诺相应的职业誓言。如果银行家失去了敬业精神、专业能力与职业文化追求,则更谈不上银行家精神的弘扬和进步。

  另一方面,强调银行家的职业精神与勇气,还包括能否真正维护现代银行的市场化原则。我们看到,当代中国银行(行情601988,买入)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各方影响和干预,无论是政府“父爱主义”和监管“母爱主义”,还是社会舆论或民粹思潮,都可能造成银行家行为轨迹的扭曲。作为备受瞩目的群体,银行家需关心权衡各方因素,但却并非是政治家,能否把握银行家的职业底线也是一种挑战。与此同时,银行家也应该积极为自身正名,争取改善职业发展环境,减少各方不恰当的苛求,在大智慧(行情601519,买入)下发挥勇气。

  第七,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持。“箱子”源于《英雄无泪》,小说最后指出“歌女的歌,舞者的舞,剑客的剑,文人的笔,英雄的斗志,都是这样子的,只要是不死,就不能放弃”。一方面,纵观历史,真正能够实现“基业长青”的企业,其重心都是做到了“保存核心理念与持续进步”,能否坚持下去,通常是介于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天堑”。诸如邵逸夫任正非马云王健林等成功企业家,也都在不同场合突出强调企业家的坚持精神。同样,在国内外一流银行家的成功经验中,我们更看到“坚持”的力量与不易。特别是在充满浮躁与变化的时代,银行家精神中的坚持,正如英特尔创始人安迪·格鲁夫的夸张的名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另一方面,当然需澄清的是,银行家精神的坚持并不等于固执,即一意孤行、不撞南墙不回头。正如有心理学家所言:“执着的人,坚持的是自己的方向和目标;固执的人,坚持的则是自己的情绪和做事的方法。”坚持方向与及时应变并不矛盾,一家高效、智慧的银行离不开敏捷战略。特别是随着现代科技迅速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银行业面临的不再是“流水线”服务,而是需更多着眼客户最大满意度,实现产品的个性化、多样化、完善化及迅速服务能力。所有这些,考验的都是银行家在坚持中“穿越迷雾”的精神与能力。

  (姚余栋系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央行金融研究所原所长;杨涛系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助理、中小银行论坛常务副秘书长)

关键词阅读:银行家 武器 文化缺失 银行 大成基金

责任编辑:李丽梦 RF1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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