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国家，金融开放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对中国来说也一样。金融开放能促进创新、提高金融效率同时控制风险。黄益平特别指出，中国这一轮的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而开放，国务院去年推出新的金融开放政策，实际上在贸易摩擦升级以前就已经在做了。“在民间，我们‘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发布的《2017径山报告》就是从去年初开始到去年九月份，研究的就是金融下一步怎么开放，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直在，一直要继续往下做。”黄益平说道。

　　对于下一步要怎么走，黄益平认为需要分清楚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和资本流动的开放，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简单来说，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更像在金融行业引进很多外国的直接投资，其实对金融稳定、金融效率以及对经济支持的含义不太一样。黄益平认为对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应该更大胆，对资本流动要比较谨慎。资本流动方面又可以分为长期资本流动和短期资本流动，短期资本流动太频繁、量太大容易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造成冲击。

　　在金融开放的具体执行过程当中，黄益平表示要执行两个措施：第一，要讲究金融开放的次序问题。“有的要先做，有的后做，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时候经常将以开放促改革，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但是在金融领域可能同时要强调以改革助开放，不能光说开放，拼命往前走了，国内的事情没做好，这是很容易引发金融危机，在国法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先后的顺序其实是很重要的。”第二，从长效机制来看，还需要一些宏观、微观审慎监管机制，这是保证在获益的同时还能支持金融稳定。

　　当谈到上午发布的中美就经贸磋商发表的联合声明时，黄益平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对于像今天中国这样的状况，有很多经济学家会计算中美哪一个国家损失更大，但归根结底，对中国来说是没好处的。早在2011年北大国发院就曾做过研究，分析到2020年中国在世界经济当中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其最后的结论是“一元、多极、共治”，这个结论到今天也还是适用的。“中国经济不断的发展，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力量会越来越大，但是世界经济体系还是要在一个体系当中的，那时力量会更加的多元化，治理也会变得越来越多，而不是动不动就想干一仗。”黄益平表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达成协议不打仗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发展经济，要对世界经济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