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界网站5月28日讯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人民银行、新华通讯社、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担任支持单位，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和西城区人民政府承办的“2018金融街论坛年会”在京召开。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出席分论坛二并以“金融开放背景下的金融风险防范”为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

　　徐忠指出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经济方式也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要把握两条主线：一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二是防范金融风险。

　　徐忠还提出从全球来看，大家现在关心的几个问题：

　　1、全球金融市场期限利差太低，可能反映在通货膨胀比较低，如果通货膨胀起来以后，可能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加息会加快，危机后，一些发达国家的债务水平比较高，债务水平提高了，能够承担得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利率比较低，如果利率提高了，一些国家的债务水平就不具有可持续性。

　　2、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减税，意味着美国的国债发行是要扩大的，相当于2009年美国刺激增长国债的发行量。但是这样的发行在目前的条件下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众所周知，当时美国大量发行国债的时候，美联储是在扩表，美联储大量购买，现在美联储在缩表，市场有没有足够的意愿去买他，他对期限利差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也值得关注。

　　3、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正常化可能会对全球金融市场有什么影响，这也值得关注。

　　徐忠表示总的来说，在开放的条件下，各国之间的竞争核心的问题是制度竞争。现在发达国家的货币在正常化，在推动结构性改革，实际上谁的结构性改革做得彻底，谁就会在下一轮经济发展中占得先机。目前各国经济结构性改革，都对今后5-10年的全球经济格局是有很大影响的。

　　从中国国内来看，这么多年来，政府简政放权、放管服、双创，但是我们的营商环境是什么样的位置呢？每年世界银行都会公布一个营商环境的报告，在190个国家里面，2017年中国排名27位，保护中小企业投资者是在119位，我们的税收是在130位，我们的跨境贸易是在97位。当然了，金融业有很大的差距，是在68位。徐忠称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尽管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但是大而不强，实际上要创造很好的制度环境，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去年的时候，美国提出来要减税，税收要从35％降到21％，也有人说，我们的企业所得税是25％，但是徐忠认为税的问题不是我们最主要的问题，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要素市场没有市场化，我们的电力、水、燃气等很多基础设施是垄断的，国有企业垄断的，垄断产生的低效通过高价格转移给了企业。

　　徐忠称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们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体制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要素市场非市场化的问题，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核心的问题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是从2007年到2015年，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从4.37降到了1.36，最近这向年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所提高。看全要素生产率最主要的指标是看FDI，看民间投资，我们从现在的数据来看，这两年我们的民间投资一直是处于低位的，我们的对外投资是超过了FDI的，如果不改变营商环境，不做其他的要素市场的改革，何以提高你的全要素生产力，你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只是一个口号。

　　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讲，讲防范金融风险，要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个里面讲这样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原因。2012年，我们的利息支付总额超过了名义GDP的增量，不增加新的债务，仅仅是滚动，就能导致债务比不断的升高，党中央国务院把金融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必然的。所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从2009年到2016年，我们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平均降幅是6.64％，我们的利率在下行，但是同时我们的杠杆在上升，同期单位GDP的投入量由3.6％上升到6.7％，也就是说，我们的利率在下降，杠杆在上升，是因为我们的资产回报率下降得更快，我们的大量投资是在第一资产回报的资产上。

　　最后徐忠认为无论是稳杠杆还是降杠杆，核心都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资产的回报率，而这个只有靠改革，提高我们的营商环境，要素市场的改革。所以金融开放背景下的金融风险防范落到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加快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