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宋海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

    导读

　　在推动国家精准扶贫事业的路上，宋海阅书万卷、行路万里。于四川、宁夏、湖南、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特困地区的密集调研座谈之后，他接连提出数万字调研报告及意见建议，个中尽显其严谨的专业素质及深入独到的思考。“若论打赢脱贫攻坚战，金融是重要引擎和主要推动力量。”他说。他正致力于推动金融精准扶贫走得更好、更远。

　　正文

　　“在我的研究中，我始终秉持问题导向。我也要求调研组必须有发现问题的敏锐、正视问题的清醒、解决问题的自觉，必须科学分析问题、深入研究问题，弄清问题性质、找到症结所在。”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宋海说。

　　2015年11月27日召开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要求“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战略任务。随后，《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发布，并提出一套综合性的实施方案。2016年3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提出“全面改进和提升扶贫金融服务，增强扶贫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全国政协成立重点专题调研组，由宋海负责，深入一线开展调研。

　　秉承“实践出真知”的信条，从2016年4月至今，宋海先后赴四川、宁夏、湖南、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特困地区进行密集调研座谈，其后接连提出数万字调研报告及意见建议，为金融精准扶贫的发展鼓与呼。其对待这一工作的一丝不苟，堪称典范。“问题分析、研究得越透彻，解决起来就越有针对性。”谈到调研与座谈的感悟，他如此告诉记者。

　　下文为《当代金融家》杂志就金融精准扶贫这一主题与其所作访谈对话。

　　财政扶贫 VS 金融扶贫

　　《当代金融家》：公共财政是限时减贫脱贫的“助推剂”，当前，国家已逐步构建了较为健全的财政扶贫政策体系。而在此之外，诸多金融扶贫政策亦频出，如七部委《关于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银监会《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投入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等。相较于财政扶贫，金融扶贫有何特点？

　　宋海： 相较于财政扶贫，金融扶贫由于具有有偿性，决定了扶贫资金的高效性和可持续使用性。金融扶贫资金是通过银行贷款给具体项目和个人来完成的，属于有偿资金。可以说，与财政无偿扶贫不同，金融扶贫将“输血式扶贫变为造血式扶贫”。我们调研中得到大家普遍反映，金融扶贫资金的效益远远高于财政扶贫资金，因为从银行借款要还，不论是各级地方政府还是贫困户都非常关心资金使用的效益和解决还款的来源，银行如果认为扶贫投资没有效益、难以还本付息是不批准贷款的，贫困户拿到扶贫贷款是要想方设法发展生产还本付息的，如此盘活了扶贫资金和真正帮助脱贫致富。通过对湖南、广西的调研情况看，金融扶贫还将地方政府、市场、贫困户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贫困户“没钱借钱发展生产脱贫，脱贫后还钱”的市场意识和责任意识，改变了部分贫困户“国家让我脱贫，国家就要给我钱”的模糊认识，将“你要我脱贫”的消极性变成“我要脱贫”的积极性。广西田东县的扶贫经验表明，为了进一步扩大生产，贫困户会主动寻求土地要素的市场配置和扶贫资金的集约使用，当地众多的扶贫龙头企业是非常成功的案例。

　　《当代金融家》： “输血”和“造血”的关系如何处理？扶贫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处理好财政扶贫与金融扶贫的关系。对于如何把握好财政与金融的结合点，政策制定者也尚处于探索过程中。请分享您的观点。

　　宋海：我认为，精准扶贫应以金融扶贫为主，财政扶贫为辅。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财政扶贫资金有限，扶贫资金缺口大，难以起着主要和关键作用。从对湖南和广西扶贫调研情况看，以湖南和广西财政扶贫资金缺口测算，要完成“十三五”脱贫攻坚的目标即2020年末全国7000万贫困人口、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财政扶贫资金远远不够，财政支持精准扶贫负担极为沉重。从对云南威信县的调研中发现，县境内交通建设特别是村组路建设滞后，县境内公路密度、等级公路和路面硬化程度比重较低，但交通建设资金短缺，筹资渠道匮乏。据测算，实现全县村组路通行通车需2亿元，县级财政预算总计还不到2亿元，完全无力承担。

　　据我们调研，财政扶贫资金在湖南和广西两省区主要用于保证低保户吃饭和撬动金融扶贫资金两种用途：财政一方面以一次性给钱保证了贫困人口的基本吃饭和生存；另一方面作为金融扶贫资金的贷款担保，担保率为1：10，即用1亿元作为担保资金带动10亿元金融扶贫资金的发放。我曾在调研报告里提一个建议，就是建立“政府引导、农户主体、产业带动、市场运作”的精准扶贫模式——财政资金无法做到对贫困人口全覆盖和持续扶贫，应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办法，将财政一次性使用的无偿资金主要用于引导带动多次周转使用的有借有还的信贷资金，支持精准扶贫和持续扶贫工作。通过此种举措，引导和组织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劳动来脱贫致富，部分财政资金可专门用于贴息、免息、担保、培训及风险补偿等，也能在事实上推动贫困地区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贫困户支持，相互促进，共同参与”的贫困治理机制。此外，此种举措下金融扶贫还能有效地解决长期以来困扰财政扶贫工作的资金被挪用、资金用途被改变、资金效益低等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发布，并提出一套综合性的实施方案

　　《当代金融家》：那么据您观察，现阶段金融资金在扶贫中已发挥多少作用？

　　宋海： 现阶段而言，金融资金已是扶贫资金的主要组成部分。当前，各地扶贫资金主要依靠从银行的贷款，特别是异地扶贫搬迁的巨额资金都是依靠国家政策性银行的异地扶贫搬迁贷款来解决。湖南省2016年共投入扶贫资金3564亿元，除了中央和省级财政投入的58亿元以及地、市、县三级自筹的少部分资金外，大约3000亿元资金来自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扶贫贷款。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测算，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总规模约1000万人（约300万户），按每人6万元或每户20万元计，投资总规模约6000亿元。这个规模仅包括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如果加上需要同步搬迁的约600万人口，需要地方另外自筹资金约3000亿元。“十三五”时期工程总投资在9000亿？9500亿元，仅就国家政策内所需的6000亿元资金而言，靠中央预算内投资或单纯的中央财政资金，都不可能满足或支撑起这么庞大的开支。因此，这些目前都正在金融创新上寻找解决办法。

　　各地扶贫资金主要依靠从银行的贷款，特别是异地扶贫搬迁的巨额资金都是依靠国家政策性银行的异地扶贫搬迁贷款来解决

　　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金融“精准”扶贫之道

　　《当代金融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中“精准”二字是关键。面对2020年农村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我国扶贫呈现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之势。您怎样理解精准扶贫中的“精准”二字？

　　宋海：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精准扶贫思想中精准化是核心。分析来看，精准扶贫包括两部分内容：贫困人口识别和扶贫资源瞄准；核心内容是做到“真扶贫、扶真贫”；内涵在于通过对贫困人口进行有效识别和动态管理，深入分析致贫原因，实施具体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实质是使扶贫资源更好地瞄准贫困目标人群；最终目的在于减少贫困人口和消除贫困，提高贫困人口生活质量。我认为，从金融资金上可以达成上述目的，做到“精准”扶贫。

　　《当代金融家》：金融资金何以能够达成上述“精准”的目的？请具体阐述。

　　宋海： 这要从金融扶贫的具体运作机制来看。金融扶贫资金贷款到项目、到人，适合长期、动态的精准扶贫。精准扶贫的关键是寻找一些好的项目、有前景的项目，做好项目才能保证还款有来源。金融资金与财政资金最大的不同是跟着项目走，跟着贫困户走；贷款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寻找到一个脱贫的门路或者产业，通过银行信贷的精准发放，生成一个扶贫的良性机制，真正帮助脱贫。

　　调研组看到，地方扶贫部门首先帮助贫困户寻找具有当地特色的、适合自我发展的产业项目。如田东县引导贫困村成立合作社，根据不同村寨的不同自然条件分别建立起油茶、柑橘、火龙果、牛大力等中草药以及生猪、林下养鸡等扶贫产业基地，既解决脱贫问题，还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如朔良镇那娄村2015年通过农商行授信1850万元，其中，500万元用于培育柑橘等新产业，其他用于甘蔗改良、经济林木、林下养鸡等。

　　再来看金融扶贫下建立的贫困地区和贫困户诚信体系。由于金融扶贫资金要求“有借有还”，就必须建立完善的征信体系，就必须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建立诚信档案。湖南怀化市麻阳县和芷江县、广西百色市田东县，都整合了县公安、计生等部门的信息，由县直单位、乡镇干部、村干部等采集全县农村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的家庭收入、道德品质、社邻关系等信息合并录入系统，建立信用数据库，形成比较完备的信息查询和统计平台，这就做到了贫困人口识别和扶贫资源瞄准。

　　《当代金融家》：我们很受鼓舞，因为这种扶贫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在贫困地区开展一所金融培训院校，在这所院校里，贫困户的风险意识和信用水平会逐步得到提高。我们希望进一步了解，就当前的实践及结合您的调研来看，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主要手段有哪些？

　　宋海： 最主要的手段是扶贫小额信贷。扶贫小额信贷可破解建档立卡贫困户融资瓶颈，最具有针对性和精确性，是金融扶贫工作的重点内容。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各地对政策的理解和把握各有不同，实施措施各有重点，但很多地区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绩，其中有创新的思路，有值得总结推广的经验。比如，山东省列出“贫困户融资需求”、“扶贫经营主体融资需求”和“扶贫重点项目融资需求”三张清单，实现金融资源与扶贫任务较为精准地对接；建立“融资需求对接台账”、“评级授信工作台账”、“贷前资格认定台账”、“带动人口登记台账”、“风险补偿管理台账”和“贴息资金使用台账”，使信贷投放精准到户到人。贵州省发挥财政扶贫资金的杠杆撬动作用，针对全省建档立卡贫困户创设了“5万元以下、3年期以内、免抵押担保、扶贫贴息支持、县级风险补偿”的特惠贷财政金融产品。在“户贷户还”方面实施 “先收后补、分期补贴、应贴尽贴”原则；在“户贷企用企还”方面，建立了“特惠贷七模式”。为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持续加大扶贫小额信贷投放力度，贵州省银监局对所监管的银行表明了允许扶贫类贷款不良率高出各项贷款不良率2个百分点的态度。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运用扶贫再贷款引导农信社、农商行按照1：1或1：0.5的比例匹配自由资金，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扶贫小额贷款。调研中，调研组在遵义市仁怀市九仓镇实地走访了采取“企贷企还”模式的青山秀水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该社2016年获得仁怀市茅台农商银行放贷200万元，建社两年以来完成土地流转3225亩，种植面积6400亩，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394户、1573人。

　　可以说，扶贫小额信贷有效带动了贫困户脱贫增收，目前已经成为支持精准扶贫的最主要的手段，是金融扶贫乃至整个脱贫攻坚的亮丽名片。据国家扶贫办统计数据，2016年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2833亿元，共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802万户（占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的27.2％）。同时，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信贷余额1658亿元，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402万户（占比17.72％）；发放有财政扶贫专项资金贴息的扶贫项目贷款余额802.7亿元（不含易地扶贫搬迁长期贷款），支持贫困户户均贷款余额4万元。2017年以来，随着逐笔统计通报制度的建立，扶贫小额信贷更加精准。国务院扶贫办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3月底，全国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突破3000亿元，惠及超过800万贫困户，涌现出河北阜平、宁夏盐池、湖南麻阳等典型案例。

　　另外要提及的是易地扶贫搬迁贷款，这也是金融精准扶贫的有力抓手。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已引入了开发性、政策性金融资金，可以说国家政策性银行开发性贷款是整体搬迁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总规模3500亿元，主要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简称两行）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筹集，由省级投融资主体负责承贷（省级投融资主体按照“统贷统还”模式承接两行提供的长期贷款，市（县）项目实施主体与省级投融资主体签订资金使用协议，按照规划和年度计划，投放信贷资金），中央财政对贷款给予90％贴息。据调研，2016年，国开行湖南省分行和农发行湖南省分行对全省异地扶贫搬迁授信141亿元，异地扶贫搬迁贷款20亿元，对贫困县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道路、饮水、危旧房改造等信贷授信146亿元。农发行湖南分行计划2016年至2020年，5年内共向全省51个贫困县发放异地扶贫贷款和基础设施建设贷款2000亿元，比“十二五”期间，新增贷款增加1300亿元。

　　《当代金融家》：2016年2月，国土资源部出台土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省域内交易政策，通过对已搬迁地区实施拆旧复垦，获得土地增减挂指标，再通过土地指标在省域范围内流转，使省级投融资主体获得土地增殖收益，用于易地搬迁资金筹措和偿还。您如何解读这一政策？

　　宋海： 这一政策主要是为解决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资金偿还问题。我们了解到，河南、重庆、四川等地对该政策的施行进行了初步探索。河南省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设计并实施宅基地“复垦券”省域内公开交易政策，筹集资金支持易地搬迁，初步建立起贫困县与省内经济发达地区“复垦券”交易的供求关系。重庆市使用“地票”政策保障易地扶贫搬迁还款，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搬迁宅基地优先复垦优先上市交易。然而，这一政策中实施中也是面临一些“瓶颈”的，主要是“拆旧难”的问题。据多地反映，当前普遍存在拆旧复垦难问题：有的地区旧房宅基地是在石头山上炸石凿坡而建，即便拆了也不具备复垦条件；有的地区资金不足，拆房需投入大量成本，中央并无这一项经费补助，筹资难度大；有的地区农民习惯于生产生活用房混为一体，按照人均25平方米标准建造的新房不能满足需求，旧房被用于养殖或仓储，不愿拆旧；还有的地区群众以老宅为精神寄托，每逢节庆要回老宅祭祖，甚至提出“若拆旧房，宁可不搬”。但是，土地增减挂政策的前提是必须拆旧复垦。不拆旧就无法复垦，不复垦就无法获得土地指标，也就无法获得土地增殖收益，易地搬迁资金偿还就会面临很大压力。所以，金融“精准”扶贫具体运作过程中，究竟如何切实实施具体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提高贫困人口生活质量，还有不少空间需要各方去探索。

　　建议提高参与金融扶贫的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拨备率，解决金融机构因发放扶贫贷款导致呆坏账增加的损失，以保证扶贫信贷业务的可持续性

　　关注“动力”问题：提升金融机构扶贫的积极性

　　《当代金融家》：精准扶贫不仅要精准到户、精准到人，不仅要找到合适的项目，还要精准了解参与机构的阴晴变化，因为扶贫必须解决动力难题，这涉及到最终的成效。据您调研，金融机构当前参与精准扶贫的积极性如何？

　　宋海： 这是个需要关注的问题。上面谈到了多个地区金融机构做出的成绩，这里谈一下一些困难、障碍，我认为这些挑战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调研中，省、市、县主管部门普遍反映，从国家层面至今没有明确金融扶贫的职能给某个金融机构，由其主要承担金融扶贫任务，所以，在省级政府的要求下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扶贫，看似金融机构都在扶贫，但少有全力以赴的金融机构、没法真正深入下去、没有形成良性市场扶贫机制。

　　另外，金融扶贫虽然是一项社会责任，但金融机构的商业性质决定其必须遵循金融运行的一般规律，满足贷款的基本条件。我们在省、市、县各级金融机构座谈会上，几乎得到所有的金融机构反映，目前参与精准扶贫主要是出于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感和省级政府下达的硬性扶贫任务要求，短期可以做到，长期则必须解决金融机构参加精准扶贫的制度性问题，即解决风险补偿和政策性保险等问题。2017年4月14日至20日，调研组赴云南威信县新街村、簸火村、楠木村开展调研，发现威信县尚无一家民营企业通过审批获得项目贷款，新街村的云南大自然龙谷牧业有限公司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通过农户寄养和公司底价回购方式形成公司与农户互联发展增收的利益机制，有效地促进本地山地牧业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发展，带动当地群众稳定增收效果明显，却因为缺乏固定资产抵押无法获得贷款，影响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

　　总结来看，扶贫贷款的可抵押和质押资产少、质量差、非标化以及当地财政用于贴息、免息、风险补偿的资金有限，金融扶贫资金面临无法收回的风险，影响金融机构扶贫的主动性，关键是要财政解决贷款担保问题和风险补偿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金融机构愿意三七开，负担损失的30％。

　　《当代金融家》：那么研判现在的金融扶贫制度，可以说有些既有的制度不够具体、不够落地，而有些制度甚至是存在缺位的。

　　宋海： 可以这样说，目前金融扶贫处于起步阶段，部分重大政策还没落实到位。上面提到的问题主要是现有金融扶贫制度对金融扶贫的主体责任不明确，对金融机构参与精准扶贫缺少制度性安排。我们对此还是做了不少分析：国家出台相关的政策文件，如2014年银发65号和国开办发78号文件、2016年银发84号文件和银发91号文件等，除了异地搬迁、助学贷款的金融政策明确以外，其他领域金融政策没有明确。国家设立比支农再贷款利率更加优惠的扶贫再贷款政策，没有具体操作办法，金融机构没法操作。贫困村“两基”建设贷款利率怎样优惠、贷款年限多长没有具体操作规定，金融机构没法执行。扶贫特色产业的贷款利率和贷款期限，中央是否贴息等问题没有明确。对扶贫的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进行信贷支持没有政策。对扶贫工作的重点如交通、水电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的支持，在落地过程中存在困难：一是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县级较少有分支机构，无法下沉到县；二是这两类项目都属于扶贫公益项目，必须由财政担保偿还，但一些县财政拿不出钱来担保，或者县财政本身就是靠转移支付来吃饭的。

　　金融扶贫虽然是一项社会责任，但金融机构的商业性质决定其必须遵循金融运行的一般规律，满足贷款的基本条件

　　在金融扶贫制度和政策上下功夫

　　《当代金融家》：访谈到这里，我们有必要谈一下如何建立健全一些制度或政策，因为谈金融支持精准扶贫，这些制度基础设施或说顶层设计尤为重要。

　　宋海： 是的，金融精准扶贫的各参与方如何行使自己的职能、如何使得这一领域具备可预测性、如何形成一个有效的精准扶贫机制并使其可持续，以上诸多问题都需要健全的金融扶贫制度和政策来解答，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也将影响到方方面面。我总结了以下几点与大家分享：

　　首先，要调动金融机构扶贫积极性，明确主体责任，专责一家银行专项履行金融扶贫职能。应从国家层面将金融扶贫任务主要落实到一家金融机构，由该金融机构担负我国金融扶贫的主要职能，其他金融机构可以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参加。根据我们调研情况，建议专责地方农村信用社承担这一职能，由于农信社深入乡村基层、网点广泛、接近和懂得农民，所以最为便利。异地搬迁资金需求量巨大，虽然已专责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与地方政府协商完成，但并没有责成其作为国家战略任务保证完成。此外，建议提高参与金融扶贫的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拨备率，解决金融机构因发放扶贫贷款导致呆坏账增加的损失，以保证扶贫信贷业务的可持续性。

　　其次，要建立国家级的财政扶贫担保机构和风险补偿机构。金融扶贫最大的“瓶颈”是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的缺失，目前各地虽然也建立了担保公司和风险补偿机制，但是规模小、能力弱、担保范围和风险补偿范围很小。建议建立国家级的扶贫担保公司和风险补偿机构，或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机构设置可放在财政部内，由省、市、县财政部门直接履行扶贫担保职能和风险补偿职能。

　　再次，要建立国家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或专责一家国家级的保险机构，专项履行“三农”及扶贫保险职能。农业生产具有独特的规律性和风险不确定性，建议建立国家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或者专责一家国家级的保险机构履行“三农”及扶贫保险职能，其保险费资金来源主要可由国家财政补助，解决金融扶贫的后顾之忧。

　　最后，应进一步细化现有金融扶贫的制度和政策。比如，国家层面应进一步完善金融扶贫政策，对扶贫贷款优惠利率和贷款期限做一个明确规定，对除异地搬迁、助学贷款金融政策外的扶贫政策进一步明确。在政策上明确基础设施建设及基本公共服务类项目落地的政策和具体操作流程及规则，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

　　金融扶贫应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需求入手，需要高标准选择支持项目

　　《当代金融家》：具体到金融机构本身的层面，您认为当前可做哪些事情或改变？我们期待的是，随着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创新和发展，在贫困地区可以也建立一个金融体系，让那些原本缺乏资金积累但却拥有潜在生产技能或创业能力的贫困户，可以在这一金融体系中获得发展的机会。

　　宋海： 前面提到了小额贷款。由于贫困地区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缺乏自我发展能力和竞争力，市场经济不发达，其产业构成以农业为主、农业中又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导致金融机构都以小额农贷为主，各行各级都在发放小额农贷，产品过于集中。除了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整体搬迁贷款和极个别贫困地区利用省级代发扶贫债券的资金以及福利彩票扶贫资金以外，没有其他形式的金融支持，金融资源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结合你的问题，我在这里重点建议金融机构层面当前可重点着力于创新金融扶贫的产品和服务。

　　此外，金融机构应高标准选定金融支持项目。金融扶贫应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需求入手，顺应其经济特点，探索符合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的金融产品，积极为新型农业主体做好服务。考虑到大部分贫困地区生态脆弱的实际，需要高标准选择支持项目，走出既增强经济实力、又保护好环境的绿色式扶贫之路。我想主要提三点：一是大力支持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建设，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二是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培育多种多类的特色优势产业，走“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之路；三是积极支持贫困地区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搞活农产品流通。

　　还要关注的是创新农村生产要素担保方式，扩大贫困地区抵押担保范围。比如，开展农村“三权”抵押试点，协助基层政府开展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将法律法规不禁止、产权归属清晰的农村集体房屋和土地等不动产、机器设备和产成品等农村资产都纳入担保品范围。

　　就保险机构而言，可以对接多元化保险需求，进一步扩大扶贫小额信贷保险覆盖面，建立完善“保险+银行+政府”多方信贷风险分担补偿机制；开发覆盖农业产业链的保险业务，以及面向贫困人口的各类保险产品，实现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医疗救助和社会慈善的有机衔接。

　　就机构之间，我建议加强银行、保险、担保机构的业务合作，形成三者之间的协同效应，充分发挥政府、市场、中介组织的作用，探索助农贷、助保贷、助贫贷等信贷产品，分散和缓释信贷风险。同时，重视贫困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加快贫困地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信用环境评估体系建设，完善信用信息征集与评价体系建设，加快建立市场经营主体电子信用档案。深入开展“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以及“贫困地区示范户”、“农村青年信用示范户”等创建活动。严厉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培育珍惜个人信用的意识，当好诚信客户。

　　《当代金融家》：请您为今天的采访做总结。

　　宋海： 多地调研之后，我们认为，新形势下，扶贫既是阶段性工作，又是长期性工作。按照到2020年我国7000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来看它是一项阶段性工作；但是贫困是动态的，一方面要实现真正的脱贫致富，不再返贫；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贫困标准抬高了、仍然会有处于高底部的地区和人口需要扶持，它又是一项长期性工作。因此，扶贫工作的主要任务不再是简单地解决温饱问题，加大农村改革力度，缩小城乡差距，帮助贫困人口持续增加收入，是扶贫工作最根本的出路。加大农村改革很大的一个障碍就是缺乏资金，而金融扶贫恰恰可以破解农村改革的资金难题。

　　当前，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增加贫困地区金融供给，疏通融资渠道，尤其是如何加大金融对扶贫工作的有效扶持。应站在“农村金融制度设计”的维度上统筹考量金融扶贫政策措施的改革和创新，确保金融扶贫取得实效，并为我国农村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不折不扣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要求的“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站在这一层面上而言，我们当前需要解决金融精准扶贫的金融机构动力、实际落地信息与金融扶贫制度建设三个方面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扶贫工作的主要任务不是简单地解决温饱问题，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是扶贫工作最根本的出路，而金融扶贫 恰恰可以破解农村改革的资金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