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疫情全球性扩散和蔓延，引起国际原油市场和资本市场大幅波动。在我国境内疫情控制已经出现明显转机的时候，全球疫情的再次蔓延，无疑增加了输入性风险。而疫情导致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及经济衰退的预期，也将给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二次冲击，对此，我国需要提早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积极应对。

　　一、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后

　　全球可能出现四大新趋势

　　近期全球金融市场的大幅动荡，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恐慌情绪在主导，这种恐慌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对疫情的全球蔓延比较恐慌，第二个是对于疫情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恐慌。

　　避险情绪导致的恐慌性抛售加剧市场的波动。目前市场已经进入一个恐慌性抛售的模式，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风险已经在全球蔓延，现金为王，一切风险资产都在被疯狂抛售，这就是们看到的股票、原油、其他商品包括黄金都出现大跌的原因。当然也有人认为目前全球金融市场上流行的风险平价对冲基金（Risk Parity），其利用资产波动率进行程序化交易的投资模式也是助推市场暴涨暴跌的主要原因。

　　只有恐慌情绪得到安抚之后，这种市场状况才能得到缓解。比如，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信号出现，要么是全球新增病例出现拐点，或者出现有效的治疗药物等。短期内这种恐慌情绪仍然会继续存在，但是长期来看，我们不要悲观，疫情肯定会过去。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从来没有被疫病所消灭过，在医疗和科技水平相当发达的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疫情迟早会被控制住的。

　　在疫情冲击下，全球金融市场如此脆弱不堪，其实也告诉我们，前面十年全球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复苏看来是虚假繁荣，疫情只是把世界经济中原来就存在的很多结构性问题全部暴露出来，并有所放大。未来全球可能出现的新变化及新趋势更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全球负利率蔓延，将对全球资产价格及资产配置带来非常大的挑战。美联储三月份大次大幅降息后，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已经到了0附近，未来不排除进入负利率区间。这就意味发达经济体将全部陷入负利率。负利率将有三方面冲击：一是利率是所有资产定价的锚，现在这个锚可能不存在了，意味着所有资产都得重新定价，这对金融市场将产生巨大冲击；二是负利率意味着央行常规性货币政策失效，因为降息的积极效果不复存在（至少效果不大）。负利率意味着央行的利率刺激工具都将失效。如果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称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两支手的话，那现在相当于缺失一条胳膊。三是零利率或负利率状况下，银行、保险和养老基金等传统金融机构很难长期生存下去。近些年日本和欧洲银行业经营的艰难可见一斑。

　　二是发达经济体可能全部陷入“日本化”。所谓“日本化”就是经济中出现三低现象: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负利率）。而不论是全面“日本化”还是局部“日本化”，都可能对全球金融业的增长和盈利带来重大影响。再伴随老龄化的加深，全球经济可能陷入长时期的低迷，这又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社会、政治、商业体系造成压力。

　　三是经济的低迷可能导致政治上的极端化和民粹主义的继续上升。经济衰退可能加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从而加剧社会的分化，导致西方国家民粹政党纷纷抬头并可能上台执政。

　　四是逆全球化将进一步加剧。美国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欧洲民粹主义兴起，都意味着二战后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遇到巨大挫折，“逆全球化”很可能出现主流。前几年的中美贸易战及今年出现的原油价格战都在告诉我们，疫情如果导致全球性经济和金融危机，各国都想把危机转嫁出去，一定会纷纷推出贸易保护主义等以邻为壑的政策，加剧逆全球化的进程。

　　二、外部环境变化

　　导致我国输入性风险明显加大

　　在疫情全球性爆发、全球股灾、油价下跌以及全球经济下行预期加大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至少短期内四个方面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

　　1、疫情输入性风险压力加大

　　当前全球疫情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中国在做好自身防疫的同时，必须花更大精力防范海外疫情输入。若全球疫情变得严重，我国将面临大量侨民和海外工作留学人员归国避险的压力，带来二次疫情输入的风险，增加防疫难度，甚至引起国内二次爆发风险。

　　2、金融市场受冲击可能出现大幅波动

　　如果海外金融市场因为持续下跌导致流动性风险，由于金融市场的联动性，中国金融市场很难置身事外，很容易受到托累，届时中国资本市场及人民币汇率也肯定会被波及。比如近期全球金融市场的大幅下跌过程中，此前一直净流入的北向资金，已经开始出现持续大幅流出。在全球风险资产价格持续下跌过程中，美元指数开始上升，而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压力再次出现。

　　3、外需可能面临明显的下行压力

　　OECD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最新预测是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好的情景是增长2.4％，最差只有1.5％，而受全球经济增长低于2.5％就被认为是技术性衰退。全球经济增长疲弱、疫情爆发等因素的影响，2020年中国出口不容乐观。1-2月按美元计价的中国出口与进口同比增速分别为-17.2％与4％，出现70.9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逆差，而2019年同期为414.5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顺差。从全年来看，2020年贸易顺差可能比2019年显著收窄，导致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

　　4、国内复工复产或受到全球供应链中断的冲击

　　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首先冲击到跨境旅游、交通运输等行业，进而对全球化的产业链带来较大影响。半导体、汽车、电子产品等制造业将受到显著冲击，石油、天然气、铁矿砂、金属原料等制造业上游初级资源行业也将受到较大影响。中国是全球制造业供应链的重要枢纽，可能受到产业链休克的巨大冲击。即便国内复工了可能因为海外供应链跟不上，国内还是没办法达到真实的生产能力。这也就意味着原本期望的经济能在一季度快速探底、二季度V型反转的预期有所减弱，反弹力度可能没有原来预期那么大。

　　三、中国应对外部冲击的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疫情全球性蔓延以及国际市场震荡对我国经济带来多方面影响。为了避免外部因素带来输入性风险，需要提早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积极应对。

　　第一：加强国际抗疫合作，严控疫情回流风险。国内在经历两个月左右的艰苦抗疫之后，我国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如果这个时因为海外输入风险导致疫情二次爆发，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所以必须严防死守，严控回流风险。当然这种严控回流风险不应该只是被动的守，更需要主动走出去防。要加强与其他国家抗疫合作。要向疫情蔓延重点区域传授抗议经验，提供物资、人员帮扶。扩大防疫物资的生产，在保障国内需求的基础上，尽力帮助其他国家。只有把全球疫情控制住了，我们才能真正的防住疫情再输入风险。

　　第二：确保金融市场稳定运行，防范输入性金融风险。必要时仍需要出台相关政策稳定金融市场，避免外部金融风险输入国内。如果海外疫情出现超预期变化导致全球性金融风险爆发。我国非常有必要出台相应的稳定资本市场、稳定市场预期的政策来对冲：如出台临时性禁止做空行为、鼓励上市公司回购、社保基金增持指数基金等措施来恢复市场流动性和信心。如果因海外市场波动导致人民币汇率出现明显贬值压力时，也可再次引入逆周期调节因子、提高离岸市场人民币利率、对资本流出做短期限制等措施来合理干预并引导市场预期。

　　第三：尽快推动复工复产，让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恢复正常。在国内疫情已经基本控制住之后，当前最主要任务是让受疫情影响而停工停产的行业尽快复工复产，把前两个月丢失的产能补回来。让民众生活和消费尽快恢复正常状态，把压抑的消费潜能尽快释放出来。通过复工复产化解疫情不利影响，保持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促进经济运行重回正轨。

　　第四：财政和货币政策统筹协同，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外部环境变化对出口的冲击较大，我们要稳定经济，目前只能靠稳内需，这就要求财政和货币政策协同综合，投资和消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光靠一个新基建是不足以把中国经济拉起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都要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但发力要更精准。比如财政政策今年在扩大新基建等领域的支出之外，重点要在两个方面发力：一是要大力支持中小企业。我们建议可以发行特别国债，成立专门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性银行，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二是要在国际油价处在低位时，财政要专门拿出资金大规模的购买国际原油，增加国内石油的战略储备。货币政策则应通过量价操作工作，在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前提下，继续引导实际利率的下行，以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第五：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内部要加大力度改革，激活微观主体活力，释放经济增长潜能。包括人口政策、土地政策、国企改革、财税改革等领域都要加快推进，短期给市场提供信心，促进内需增长。中长期可以释放全要素生产力，提升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对外要更深层次的开放，全球衰退也正是中国体现负责任大国地位的时机，从贸易、金融等多领域进一步推进开放，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加强国际合作，引导全球化潮流对抗逆全球化，这可能是一次中国难得的机遇。

　　作者：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