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华勇:金融机构反电信网络诈骗亟须法律支持

1评论 2022-05-05 10:17:15 来源:当代金融家 作者:蔡玉冬

  葛华勇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联原董事长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打击和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涉及多个领域或行业,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是一项十分复杂系统的工程。不仅金融机构,更需要其他各部门的通力协作、齐抓共管。应尽快在国家层面出台《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以使参与此项工作的各方有法可依

  来源 |《当代金融家》杂志2022年第4期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呈多发高发态势,其涉案金额也显著上升,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打击和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2022年两会期间,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联原董事长葛华勇提出了关于加快出台《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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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机构反电信网络诈骗面临诸多问题

  葛华勇告诉记者,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涉及多个领域或行业,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是一项十分复杂系统的工程。不仅金融机构,更需要其他各部门的通力协作、齐抓共管。目前,从金融行业参与反电信网络诈骗的实际工作看,电信网络诈骗态势依然严峻,犯罪手法不断翻新升级,犯罪团伙将非法资金混入正常社会经营活动,转移方式更加隐蔽,“资金链”治理面临新的挑战。

  “作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的重要环节,近年来,金融机构充分认识到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在具体工作中,全面落实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主体责任,建立了完善的事前、事中和事后防控机制。”葛华勇说,“金融机构还不断强化机构内部的常态化宣传教育,并深入一线广泛开展各类宣传活动,积极与多部门协同配合,助力形成宣传和打击合力,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但是,不能回避的是,通过调研可以发现,在参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具体工作中,基层金融机构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金融机构主动防控缺少必要的法律授权。由于我国尚未正式出台《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中,金融机构的部分管控措施缺少必要的法律授权。对此,葛华勇表示:“在业务合规、客户投诉等压力下,金融机构有时难以主动实施一些相对更加有效的干预措施,这就大大制约了金融机构在事前、事中对电信网络诈骗风险的防控能力。”

  二是账户及交易数据分散,难以实现穿透式管控。一般而言,犯罪嫌疑人通常是通过非法渠道掌握账户、商户信息。为此,非法资金通过跨机构、跨网络转移的特征明显。但金融机构之间跨机构共享数据的行为受到《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约束,难以获得客户的授权同意,这使得金融机构仅掌握本机构的账户及交易数据。葛华勇无奈地说:“这就导致金融机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的效果大打折扣。”

  三是金融机构防控风险与用户权益保障需要法律平衡。当前,相关法律法规赋予金融机构主动防控权利时,没有相应界定其应承担的责任范围。同时,部分用户对金融机构所采取的防控措施不理解、不支持,认为有关措施侵害了其自身权益。金融机构有时也会遇到对帮助犯罪团伙解冻资金等实现不法目的的恶意投诉、缠访闹访、混淆是非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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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尽快出台《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葛华勇表示,金融机构工作中遇到的上述问题,均说明应尽快在国家层面出台《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以使参与此项工作的各方有法可依。为此他建议:

  第一,《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应对金融机构提出加强开户核验、尽职调查、信息共享、异常监测等要求。葛华勇认为,这一系列新措施在防控非法资金转移中可起到“过滤器”和“安全阀”的作用,可助力金融机构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第二,《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要规定构建行业账户风险监测机制。应授权特定机构建设行业级的账户风险监测平台,在法律层面明确特定机构基于平台开展账户开户验证、可疑资金追溯的权利和配合开展数据报送、联动协查的义务,消除机构间信息壁垒,助力监管部门实现账户的集中式、穿透式监管,有效遏制“一人多户”、账户买卖等乱象,为阻断非法资金转移渠道、实现源头防治提供支撑。

  第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要规范参与各方的权责,以形成治理合力。葛华勇认为,一方面,在赋予金融机构相应防控职责的同时,还应授权其以风险防控为目的,按照最小且必要原则,采集、使用人脸识别、交易地理位置等个人信息的权利,鼓励其提升账户及交易风险识别精准度,主动处置风险交易,有效阻断非法资金转移。同时,参考国务院《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有关规定,合理界定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与用户之间的责任承担,防止出现金融机构因防控风险而要求用户提供各类证明文件,增加用户的额外负担,造成公众开户和支付不便。另一方面,要充分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若出现影响消费者获得正常金融服务,需要有相应的有效的渠道让消费者实现救助。

  据悉,2021年10月,《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已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法的草案稿提出了多项预防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的新措施。葛华勇颇为欣慰地表示,该法如能尽快出台,必将为产业各方开展源头治理、建设行业平台、加强联防协作、实施信息共享等工作提供法律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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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精准施策,促进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目标,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要抓紧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提出科学可行、符合国情的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估办法。

  葛华勇表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已逐步解决了贫困问题。但人民群众收入差距过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为突出。这严重阻碍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共同富裕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当前,推动共同富裕已成为当务之急,是当前社会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为此,在本次两会上,葛华勇提出了“综合施策,促进共同富裕”的提案。

  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而正确科学地认识共同富裕的内涵是实现这一任务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总的思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对此,葛华勇认为,共同富裕不是所有人同时富裕,不是现有基础上的平均分配,而是要依靠有效率的高质量发展,把蛋糕做大。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在分配环节初次分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此,他提出:

  第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市场为主导发挥好初次分配的决定性作用。

  一是,在初次分配中,要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据悉,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大幅增长,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不断下降,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约42%,低于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一般为50%?60%的水平。

  二是,努力落实按劳分配原则,薪酬向一线员工、科研人员倾斜,合理控制管理人员工资,充分激发所有劳动者以勤劳付出致富的积极性。

  三是,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在制定工资计划时,要切实落实最低工资制度,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年收入的稳步增长。

  四是,有效调节如流量明星、直播网红等过高收入群体。合理调整不同行业的工资水平,如控制证券、基金行业的过高收入,提高农副产品价格,稳妥提升农民收入。

  第二,注重公平,兼顾效率,以政府为主导发挥好二次分配的补充调节作用。

  在有效落实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政府通过财政税收手段的调节,必能为实现共同富裕做出贡献。葛华勇说:“这方面国家已明确提出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关键是要使这些措施真正具体化,落到实处。”为此,他建议:

  一是以政府为主导,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有效手段,将资源向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倾斜。目前的新农合还不能完全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医疗资源应该向社区、向农村倾斜,做到小病不出村、村村有诊所。在有条件的地区,试点延长义务教育,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力度,为青年充分就业打下良好基础,匹配公平公正的就业政策,畅通人才向上流动通道,实现人尽其才。

  二是优化调节个人所得税。优化规范个人所得税结构,我国工薪阶层所得税由单位代缴,逃税空间少,而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则腾挪空间较大。尽管我国个税最高边际税率高达45%,但难以对高收入群体有效征税,需要出台具体方案,对纳税主体“不合规避税”有行之有效的惩罚。

  三是填补财产税空白,改变税收“重劳动轻资本”的征收局面。全球多数国家实行的房产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财产税种在我国均未实行。要推进共同富裕,下一步要加快房地产税试点进度,研究出台与各地居民承受能力、资产规模、收入水平相匹配的房地产税率,加大调查研究遗产税税种的利弊,探讨资本利得税在我国的可行性。

  第三,自愿为主、道德引导,以政策为主导,发挥好三次分配的辅助作用。

  以经济总量来衡量,目前我国第三次分配规模明显偏小,辅助作用明显不足,也还未形成自愿参与的社会环境。为此,葛华勇建议,应加大政策引导,建立起帮扶贫困的良好风尚,将慈善捐助与抵税、社会荣誉等挂钩,鼓励激发捐赠者的慈善意愿,形成做慈善光荣的社会导向。同时,注意保护捐赠者的个人隐私权,不能道德绑架,要遵循自愿原则,防止强迫捐款。还要挖掘潜力,做到物尽其用,绿色节能,有组织地落实好捐款使用。要根据受捐者的实际需求,就一些衣物、电脑、手机、家具甚至汽车等功能完好的二手物资通过有组织的方式捐助给有需要的人群和地区。

  总之,初次分配是主要手段,要加大改革力度,实施按劳分配;二次分配是调节补充,强调合理公平精准;三次分配起辅助作用,主要通过引导形成良好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我们就要不断制定新的阶段性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沿着正确的道路往前走。“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共同的目标,需要多管齐下,不遗余力,综合精准施策,让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真正得到大幅提升。”葛华勇如是表示。

(责任编辑:申雪娇 RF13056)

关键词阅读:葛华勇 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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