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五大振兴”，特别是产业振兴和生态振兴，将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金融是投资的重要来源，如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以拓展乡村振兴特别是三农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中国人民银行2022年3月30日印发了《关于做好2022年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落实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的重要体现，对于指导金融系统深化金融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支撑作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精准发力乡村振兴、加大三农领域金融支持，推动共同富裕，意义重大。

　　支持乡村产业振兴是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的关键。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首先需要思考资源配置方向何在？怎么配置资源、机制以及采用哪些措施手段？等等。《意见》从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出发，倡导金融部门全力做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金融服务，加大现代农业基础支撑金融资源投入，强化对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支持，稳步提高乡村建设金融服务水平，持续推动金融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升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能力，持续改善农村基础金融服务。这些意见无疑为乡村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任务艰巨而复杂，其中产业振兴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乡村产业振兴是解决乡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为此，我们认为，金融支持乡村产业振兴是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的关键，是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着力点，同时也是促进乡村居民增收、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是一个培育产业主体、完善产业链、提升产业发展技术构成的过程，金融部门在配置资源过程中，需要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完善服务机制，提升服务能力。

　　但是，乡村产业振兴金融供给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不可忽视。中国农业大学普惠金融课题组曾经就此做过专门调研，发现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乡村产业振兴行为的低回报、信贷需求的大额化和长期化；二是乡村产业发展本身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三是乡村产业发展各类主体的培育和模式的打造需要一个过程。因此，面对乡村产业发展的信贷需求时，金融机构有时往往准备不足，难以建立起一种可持续服务的自组织机制。因此，在服务乡村产业振兴中，金融供给端与金融需求端需要适时匹配。

　　那么，金融支持乡村产业发展的着力点要放在哪些方面呢？从当前中西部地区乡村产业发展的现实来看，短板是明显的：乡村产业发展质量不高，较多乡村产业没有形成产业链，产业体系不健全；产业发展粗放，产业融合层次低；乡村价值功能开发不充分，产业聚集效应不够；等等。因此，金融需要多角度助推乡村产业发展。

　　第一，新型乡村经营主体是金融支持的主要对象。正如亚当·斯密的分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特别是随着市场和分工的发展，乡村社会的传统小农经济理性将日益强化，将转向社会化大生产，运用自我资本，争取最大的利润。在城乡收入差距面前，乡村居民的分化加剧。传统小规模基础上的生存型小农，难以融入现代农业、难以承担进入大市场的成本，市场谈判地位低下，转型成为在一定经营管理能力、资本等资源约束下的适度规模化经营性的新型农业经营者，即农业生产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是生存型小农的必然选择。根据农业农村部的信息，到2021年底，全国家庭农场超过380万个，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223万家，全国县级以上龙头企业9万家、联合体7000多个，辐射带动农户1700万户。总体而言，我国小农户基数较大，占农业经营户总数的比重超过98％；耕地面积小于10亩的农户近2.1亿，土地细碎化问题突出。为强化粮食安全，金融支持粮食、大豆、油料生产和加工领域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尤其必要。

　　第二，提升组织化程度、完善产业链，是金融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中心议题。乡村产业要振兴，培育适度规模经营的新型农业生产主体，需要在促进土地流转基础上，促进乡村产业经营规模化发展，进而推进专业化、产业化、合作化，通过“龙头企业+农户（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农户（家庭农场）、批发市场+农户（家庭农场）”等模式构造产业链、打造产业生态圈。同时，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培育产业化联合体，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培育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可以带动更多的小农共同发展和增收致富。

　　第三，优化社会化服务的金融支持，培育乡村产业振兴的助推器。社会化服务是小农与现代农业实现有机衔接的基本路径。根据农业农村部的信息，截至2021年底，全国农业专业服务公司等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已超过95万个，服务小农户7800万户。但是，较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联结带动小农的服务能力较弱，同时，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不完善。因此，建议通过鼓励支持农业产前、产后涉农企业构建“科技+服务”“农资+服务”“加工+服务”“贸易+服务”“互联网电商+服务”等模式，促进现代乡村产业链的逐渐培育，引导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产业链。

　　第四，支持农业农村多功能性的发挥。乡村产业特别是农业产业，不仅仅能够向社会提供优质、安全的农副产品，还能吸纳劳动力就业，促进社会稳定。乡村产业发展，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同时，农耕过程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具有传承历史文化、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功能，因而极具旅游、教育、生态价值。早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就提出了“农业多功能性”问题。金融支持乡村产业发展，发挥乡村产业具有的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对于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非同一般。

　　第五，促进乡村企业数字化和产业数字化，是金融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必由之路。数字经济时代，金融机构信贷决策越来越依赖于“信息资本”。然而，目前我国乡村产业发展的数字化严重滞后于金融决策的数字化。以智能化、智慧化、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调控乡村产业的全过程，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数字化，是乡村产业振兴和深化发展无可回避的选择。构建“数字化+新型乡村经营主体”“数字化+乡村产业振兴”机制，不仅可以大大提升乡村产业效率，也有利于更好地获得金融支持。与城市发展不同之处在于，乡村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的实现路径和设计理念至关重要，需要构建起一个包括激励、约束与风险共担在内的乡村产业智能化长效机制体系与“信息资本”共享标准体系。

　　深化金融服务需要金融创新。针对乡村产业振兴的金融创新，主要包括金融组织机制创新和业务机制创新。金融组织创新，涉及现存机构改革中怎么强化乡村产业振兴金融服务导向和增加新型金融服务组织机制的问题，通常也被称为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

　　首先，要促进正规金融组织存量的调整和优化。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金融改革是成功的，不但实现了乡村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多样化，也实现了乡村金融服务深度和广度的较好拓展，同时在乡村金融机构体系建设上成绩突出。就金融机构业务网点在县域乡村的布局而言，不论是东部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总体上都是比较充分的。据银保监会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县域平均拥有银行8.8家，服务网点平均有55家；保险机构有11.9个，保险网点多达26个。2021年9月末，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50万亿元，有贷款余额户数3358.1万户。金融机构网点布局已经进入了一个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时期。据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信息统计数据，2020～2021年，银行业网点退出数量每年达2000个以上，2021年有2809个银行网点退出；2021年四家大型商业银行合计减少538个业务网点。伴随着银行服务电子替代率的提升，网点存量结构的调整优化是必要的，但是，在“数字鸿沟”还有待消除的情况下，线上线下结合推进县域乡村金融服务，对于深化县域普惠金融服务，仍然是有效的模式。

　　其次，要发展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深化产业振兴金融服务。对于增量创新，较多研究都认为应该构建基于产业发展基础上的合作社内部的自我金融服务机制，强化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依靠熟人社会发展合作金融，促进农民组织化，内部化处理信息不对称和缺乏抵押品导致的负外部性。在这方面，东亚综合农协（日韩台模式）就是通过内部化组织制度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成功典型。

　　但是，在我国，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是没有金融业务许可的，其开展存贷款没有法律规则的保护，也就没有稳定的发展预期。同时，随着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的不断深化，数字金融服务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乡村信贷的可及性大大提高。这时，我们转而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是，以成员为基础、以小微金融服务需求的自我满足为出发点的传统模式下的合作社信用互助还有多大的可持续发展生存空间？合作社信用合作存在模式是否需要转型以及怎样转型？

　　最后，要研究乡村产业振兴金融服务政策绩效的提升问题。基于乡村产业振兴导向的金融服务创新，具有显著的政府推动特征，从中央到地方都陆续制定出台了各类政策措施以保证服务导向的实现。下一阶段，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重点是，在我国推动乡村产业振兴金融服务的政策体系较完善、政策措施多样化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提升政策绩效，特别是要研究怎么提升乡村产业振兴绿色金融服务绩效。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