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加速整合，货物与服务贸易相互依存、相互支撑，推动全球贸易趋向深度融合，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边界日益模糊。总体来看，发达国家贸易融合优势明显，但发展中国家也呈现出较强的追赶态势。当前，我国贸易融合进程不断加快，但融合程度与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产品附加值不高、服务业尚未形成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品牌效应等。作为全球制造和贸易大国，我国应抓住机遇，优化贸易融合，推动服务型制造，促进产业基础高端化和产业链条现代化，助力贸易高质量发展。

　　全球贸易趋向深度融合

　　全球贸易融合进程加快

　　生产性服务通常指为制造业提供保障的服务。在日益精细化的现代产业分工体系下，生产性服务已成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引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主力军。

　　从增速看，全球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出口年均增速高于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进出口年均增速。2010～2021年，全球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进出口年均增速均在2.6％左右，而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出口年均增速达到3.9％（见表1）。

　　从占比看，2010～2019年，全球生产性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均为80％左右；2020～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旅游收支出现断崖式下降，同时推动线上服务技术变革，生产性服务韧性进一步凸显，全球生产性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上升至89％，达到历史峰值（见表2）。

　　从实践看，技术服务要素的融入推动全球高附加值产品贸易迅速增长。传统的生产制造附加值较低、易模仿，而技术服务要素的融入能有效提升产品附加值，实现传统货物贸易转型升级。据世界银行统计，2020年全球高科技产品出口总额达2.9万亿美元，较2011年增长33％，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2％，较2011年增加4个百分点。

　　发达国家贸易融合优势明显

　　随着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细化，各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愈加紧密。总体看，发达国家技术优势显著，但发展中国家也呈现出较强的追赶态势。

　　从结构看，发达国家贸易融合技术附加值更高。2021年，美国、德国和日本的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贸易占其服务贸易总额比重均超过70％，高于我国的42％（见表3）。发达国家主要是基于其大型跨国公司优势，将技术标准、质量规范等软实力与产品产能结合，进而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如某外资手机品牌的操作系统、外观设计、品牌标志等无形资产，占其零售价格的一半以上，服务价值已深入融合到产品销售中。

　　从融合速度看，发展中国家增速更快。中国和印度作为典型发展中国家，2010～2021年的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8.2％和6.1％；而美国、德国和日本作为传统发达国家，同期年均增速分别为3.3％、4.9％和3.3％。发展中国家正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等方式，加速贸易融合，推动产业升级。例如，印度基于自身行业优势，吸引了软件、信息等方面的大量服务外包业务，其生产性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的比重长期保持在90％左右。

　　贸易融合发展的主要模式

　　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贸易模式，但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依存、相互支撑，并随着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共同推动贸易融合日益深化。

　　生产制造转型升级带动相关服务贸易发展。为提升制造业增加值，许多企业从加工制造向研发设计、检测维修等价值链两端延伸。该模式下，企业以货物贸易为主，同时提供管理咨询、技术服务等相关配套服务。例如，某集成电路公司主要生产销售硅片、晶圆、集成电路板等，并在产品出口后提供相关的咨询和技术指导；2021年该企业货物贸易出口近10亿美元，配套咨询和技术服务收入4000余万美元。

　　新兴服务产业集聚带动货物贸易配套需求。服务业集聚发展也衍生出相关的产品贸易。该模式多集中在生物医药、芯片研发等行业，其特点是企业以提供研发和技术咨询等服务为主，并在研发过程中产生相关原料进口、研发成品出口等货物贸易。例如，某生物技术公司主要提供生物制品、生化药品的研发和技术咨询等服务，同时在研发过程中带动研发材料进口和小批量的临床试剂出口；2021年该企业研发收入约3亿美元，货物贸易进出口约2亿美元。

　　服务外包发展模式助推产业链延伸融合。近年来，服务外包已逐渐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新型方式。越来越多的服务外包企业成为价值链中承接和转移的重要节点，部分企业经营模式向“合作研发+定制生产”转型。在这一模式下，相关的服务外包费用直接嵌入出口货值中，使得部分服务外包兼具货物与服务的双重属性。例如，某药业公司的服务外包收入均体现在相应的出口货款中。这种定制化服务进一步模糊了货物与服务的界线，推动生产与研发联系愈加紧密，进而加快产业链的延伸融合。

　　我国贸易融合发展现状

　　贸易融合成为进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2021年，我国贸易融合发展企业中，生产性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收支均达到10万美元的有3万余家，其占比不到全国发生贸易收支企业总数的5％，但收支规模却占到全国贸易收支总额的近60％。从企业数量看，2015～2021年，我国贸易融合发展企业增加了5000多家；从收支规模看，同期贸易融合发展企业贸易收支总额累计增长近50％，而非融合企业增长不到20％。由此可见，贸易融合发展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外资企业贸易融合发展程度更高更稳定。跨国企业多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自身具有利用境内外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产业链条更加完备，货物服务双向延伸的能力更强，贸易融合程度更高，可持续性和稳定性也相对更好。2015～2021年，我国始终保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的企业有1万余家，其中外资企业数量约占70％。

　　先进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协同发展。从制造业看，2015～2021年，贸易融合发展企业中先进制造业企业贸易收支额占比始终保持在50％左右。该类企业主要集中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从服务业看，贸易融合发展企业服务贸易主要集中于其他商业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三个交易项目，均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2021年，上述三个交易项目收支额在贸易融合发展企业服务贸易收支总额中的占比合计约为60％。

　　数字贸易成为贸易融合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年来，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使贸易融合动能进一步增强，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数字贸易成为促进贸易融合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2021年，贸易融合发展企业中数字贸易收支额达到10万美元的企业约占贸易融合发展企业总量的80％，其贸易收支额占全国贸易收支总额的近50％。从企业数量看，2015～2021年，数字贸易融合发展企业增加4000多家；从收支规模看，数字贸易融合发展企业贸易收支总额累计增长近50％，高于非融合企业约30个百分点。

　　几点思考

　　总体看，我国贸易融合进程正在不断加快，但融合程度与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产品附加值不高、服务业尚未形成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品牌效应。未来，我国贸易融合的发力点在于提升技术水平、优化贸易融合、促进产业升级，由此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由要素价格优势转变为技术创新优势，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创新驱动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充分发挥传统贸易优势，持续推进创新驱动战略，鼓励企业通过贸易融合发展拓展国际布局，加强专利技术攻关，打造自主品牌优势，提高核心竞争力。同时，积极参与贸易融合发展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鼓励企业以项目带动我国标准“出口”，实现货物、标准和服务的多重融合。

　　多措并举健全政策保障体系。随着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边界模糊化以及贸易模式的多元化，市场主体对政策保障的差异化、个性化需求更加突出。因此，有关部门须积极做好政策研究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统一高效、精准稳定的政策支持体系，不断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效保障。

　　深化改革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由于服务具有无形性、复杂性、定价难等特点，监管部门应当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同时，针对贸易融合发展模式下交易类型更加难以区分的情况，监管部门要积极探索实施主体信用管理模式，不断提升事中事后管理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切实防范异常资金流动风险。

　　（国家外汇管理局经常项目司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