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技术带来的强烈冲击，传统银行业在过去十年做了什么来避免被颠覆？

　　2012年8月的一天，北京炎炎夏日，中国金融界的权威专家们聚到一起，探讨一个话题：互联网金融模式与未来金融业发展。

　　当时P2P行业正快速起步，移动支付已经出现。曾主持筹建了中国银联的万建华在现场讨论中发问：互联网技术和平台经济改变现代商业文明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在改变金融服务的商业模式，未来的金融大潮谁来主导？

　　这场研讨会结束10个月后，余额宝横空出世，掀起了互金发展高潮。舆论和许多专家将此视为搅动金融市场的鲶鱼，纷纷叫好。受冲击最大的银行业则把它们看作“门口的野蛮人”，以抵御之姿相对。

　　随着技术不断演进，万建华的提问答案似乎越来越清晰，掌握了新技术的互联网巨头们成为悬在银行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十年来，悬着的剑一度就要落下，但最终的结果让银行家们松了一口气。

　　P2P在今天已成为历史，余额宝利率低于银行冲上热搜。互联网巨头们没能取代银行，就连当年喊出“改变银行”的人也淡出了公众视野。对许多互金从业者来说，过去的十年像是黄粱一梦；在银行人看来，又似虚惊一场。

　　为什么会这样？

　　当新势力们以技术为矛意图颠覆传统金融业时，它们的对手并不只有银行。在强监管的金融领域，政府部门通过强有力的有形之手也在极大地影响着行业走向，这是一场三方博弈的游戏。新技术在带来进步的同时又引发了许多金融风险，监管的态度也就逐渐从鼓励变为严控，回过神来的银行开始学习和引入金融科技。

　　于是，一个很可能是被颠覆的十年，变成了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十年。

　　冲击

　　如果要为此找一个起点的话，时间应该被定在2013年。

　　这一年，中国智能手机用户数突破5亿；双十一举办到第五届，成交额超350亿元；《大数据时代》成了畅销书，“大数据”作为流行词进入公众视野。它们以信息时代“水电气”的角色搭建了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也构成了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地基。

　　2013年也被公认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余额宝在当年6月上线，使线上理财迅速普及；P2P平台进入爆发期，新增平台数超前一年近两倍。转年在全国两会上，互联网金融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余额宝对银行的冲击最大。

　　因操作灵活、利率又远超银行同期存款，余额宝很快将规模做到了市场第一，用户以千万计。这些流向余额宝及类似产品的资金规模，在一两年时间里就高达数千亿元，且大多都是从银行存款里流出。《财新》曾报道，2014年初时银行存款规模以日均千亿级缩降，余额宝却以每分钟300万元的速度增长。为了阻击余额宝，许多银行不论规模大小都不得不将存款利率上浮到顶，同时如招行、工行等银行直接将客户转出到支付宝的资金设置了限额。

　　简单来说，银行主要通过存贷两端息差赚钱。存款端揽储越多，放贷规模就越大。存款利率越低，能够赚取的息差空间就越大。余额宝的出现直接导致银行存款外流，利率升高，这让银行业面临巨大威胁。当时，不少来自银行的声音呼吁取缔这类产品。

　　但从数字化发展的角度看，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给传统银行业带来的积极一面是，银行在受到巨大冲击后，也意识到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巨大应用潜力，同时提醒银行家们不能只待在舒适圈里，要对可能产生颠覆性的新技术保持足够关注和警觉。

　　此前，只有国有大行和股份行等规模大、实力强的银行在信息化上起步较早，并于2010年前后陆续上线了手机银行产品，绝大多数的中小银行还处于自身体制改革中，无力提升信息化水平。

　　艾瑞咨询的数据显示，2013年12月，所有银行的手机银行APP月度日均覆盖人数总和只有2204万人，而仅支付宝一个APP的同期数据就有5164万，超出前者一倍还多。整个银行业彼时的互联网化程度可见一斑。

　　2013年后，银行业对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重视程度空前高涨，开始加大在这方面的研究和投入。

　　业务线上化是银行初期的主要目标，直接体现是开发APP。经过近十年发展后，今天的银行业整体已基本实现业务线上化。中国银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手机银行用户数从2014年的6.7亿户增长到2019年的20.9亿户，用户规模基本见顶。

　　之所以把银行APP数量作为银行数字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因为信息时代的“石油”——大数据。

　　现在业界都知道大数据是金融科技的核心技术之一，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后做出判断和预测，可大幅提升金融业务中获客、风控等方面的效率。APP是获取用户多维度数据的主要渠道，自然就成为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第一步。

　　但在银行努力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出生即线上的互联网巨头们又把它们甩在了身后，已经开始利用大数据做起了银行最熟悉的业务——放贷。

　　2010年6月，网商银行的前身阿里小贷公司开业。它推出了国内第一款线上小微信贷产品（日后的网商贷），模式是基于商家在淘宝、天猫上的经营数据进行风险评估后，为商家提供纯信用贷款，全部流程均在线上完成。

　　2014年2月，国内首款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京东白条上线，是京东为平台内消费者提供的类信用卡产品。

　　在当年，个人和小微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无需抵押的信用贷款，主要原因是他们无法向银行提供完备的财务、经营数据来证明自身的信用程度。央行个人征信数据库在2008年建成时，有信贷记录的个人不足1亿，90％的中国人在银行信贷系统里属于“白户”，传统的银行风控方法导致无法给这些人发放信用贷款。

　　而网商贷和白条之所以能出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得益于大数据。

　　转向

　　随着移动互联网普及、电商渗透率提升，大量商户和个人数据在互联网公司的服务器里沉淀下来。到阿里小贷和京东白条出现时，这些积累下来的海量数据被大数据模型分析后，成为判断用户信用水平的重要参考依据。网商银行在年报中就重点强调，阿里电商平台上客户积累的信用数据及行为数据，通过多方验证后映射为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评价，据此放款。

　　但在当时，银行对这种日后让他们赚到大钱、被称为大数据风控的新技术并不信任。

　　“白条之父”许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在京东白条筹备初期，他们计划与银行合作，由京东负责风控，银行提供资金。但因银行不认可京东的风控模型和风控能力，他们最终没能找到一家银行愿意合作，只能用自有资金放贷。

　　不过没多久，银行就转变了看法。经过一段时间运营后，白条的不良率控制得甚至比很多银行还低，大数据风控逐渐被银行认可。2015年10月，上线一年半后，京东发行了国内资本市场首个互联网消费金融ABS产品（资产支持证券），银行是主要买家。

　　更多的互联网公司也在白条之后上线了面向个人的网贷产品。最初是电商系的蚂蚁花呗、苏宁任性付等跟进，随着技术进一步成熟，虽然没有核心的财务数据和消费数据，握有流量入口的C端互联网公司们也纷纷入场。到2017年前后，携程、美团、滴滴、头条、小米、360等几乎所有知名互联网公司都推出了面向个人的网贷产品。

　　在巨大市场和巨额利润的诱惑下，银行也开始入场，一方面以资金方的身份从网贷中分利，同时大力推广自己的信用卡。2017年，银行信用卡发卡量高达1.32亿张，同比增长26.45％，史上最高。

　　当时业内的一个“盛况”是：手里有中高端客群的中介忙着给银行介绍信用卡新用户，另一批更接地气的中介们则从QQ群、大学校园、工厂、网吧、农村里拉人头推给现金贷平台，赚了很多钱。到2019年，据尼尔森发布的报告显示，将近90％的90后使用过信贷产品，其中网贷渗透率为60.9％，是年轻人最常用的借贷渠道。信用卡的渗透率也超过了45％。

　　此前视互金为“野蛮人”的银行业在这个过程中彻底转变了看法，纷纷拥抱金融科技。多家银行高管曾表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是不可逆的趋势”，“科技已经倒逼银行必须顺应发展趋势”。中小银行互联网金融（深圳）联盟在2017年底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小银行普遍认同“ABCD”（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的简称）在银行的应用价值，其中88％接受调查的中小银行认为大数据对银行价值最高。

　　互金行业也在2017年达到巅峰。P2P平台数接近6000家，余额宝管理规模1.58万亿元，比特币在这一年暴涨，引起了全民炒币潮。

　　至此可以做一个阶段性总结：2013-2017五年时间里，互联网巨头们在新技术的加持下，不仅将中国的金融科技水平提升到了世界领先的地步，保守的银行业在它们的冲击下也经受了一场洗礼，从信息化更进一步，开始向数字化转型。

　　这里必须要指出，在这五年里，除技术进步外，对金融创新予以鼓励、包容的宽松监管环境，是互金行业能够实现爆发式增长的另一底层基础。

　　但互金行业在规模达到巅峰的同时，其在巨大利益扭曲下带来的罪恶一面也集中爆发。P2P爆雷潮让数以万计的个人和家庭失去了积蓄；现金贷和暴力催收让无数年轻人深陷泥潭；“ICO”、“空气币”的群魔乱舞让币圈看起来比传销尤甚。

　　于是，监管开始转向。

　　2016年8月，多部门发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2016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2017年9月，央行会同多部门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2017年12月，互金风险整治小组与P2P风险整治小组联合发布《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

　　这一系列重磅监管措施的发布，让整个互金行业从扩张期一下进入了整顿期。2017年也成为互金行业自巅峰开始滑落的转折点。而一直处在追赶者位置的银行成为了这一重大转折的直接受益者。当互金大潮开始退去时，它们以持牌金融机构的身份，加快了入场节奏，分食以前难以啃下的蛋糕。

　　入场

　　进场容易，分蛋糕难。

　　如前所述，在2013-2017年间的金融科技发展中，整个银行业基本都是配角，受到冲击后对自身的改造大多还属于传统业务线上化。但不同银行因规模、定位、监管等多重因素影响，发展有很大差异。

　　到2017年，国有及股份大行的线上化已几经更迭，功能、用户体验及背后的技术实力取得明显进步；同时大行在金融科技方面还纷纷与领先的互联网公司开展合作，其中更有前瞻眼光的银行如兴业、平安早早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对外输出技术服务。

　　相比之下，中小银行的普遍问题是虽然实现了业务线上化，但由于机制、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都较弱，金融科技对业务的提升并不明显。佛山农商行的高管曾表示，该行微信银行、手机银行、金融商城和直销银行同时存在，但4个系统不互通，客户体验不好。另一方面，技术本身在这期间也是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当大行加码金融科技后，实力本就弱很多的中小银行与它们的差距反倒被拉大。

　　通俗来讲，APP是用户获取银行线上服务的入口。但有了APP并不代表就具备诸如线上信贷的核心能力。

　　这种情况下，当互金潮退银行入场时，大行和中小银行在进行以金融科技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时，走向两条不同的路。

　　大行在金融科技方面的发展到今天概括起来比较简单，就是修炼内功。凭借规模优势和强大的资金实力，大行虽然比较早地就和BATJ等互联网巨头展开合作，但随着金融科技对银行业务提升效果愈加明显，大行对其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基本都选择自建为主，以减少这一未来将成为金融业核心竞争力的对外依赖程度。

　　2017年前后，大行们纷纷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从组织、战略层面来推进各自的数字化进程。据《2020年中小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研究报告》统计显示，大行在金融科技方面的经费投入合计达1008亿元，金融科技人员总数突破8万人，其中建行经费投入最多，为176.33亿元，工行金融科技员工最多，有3.48万人。

　　作为对比，中小银行中规模最大、也走在同类银行数字化转型前列的北京银行，在2021年投入的科技研发经费为23.2亿元，这个数字比很多小银行的全年营收都高，但跟大行的投入还是相差甚远。北京银行也设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2021年科技研发人员总数有1297人，对比大行甚至不如一个大的部门人多。

　　由此可见，绝大多数中小银行的金融科技水平即使在今天也都远落后于互联网巨头和大行。

　　既然通过自身力量来进行数字化转型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留给中小银行的选择也就只有一个——与第三方合作。

　　在金融科技飞速发展之前，银行对第三方技术公司的主要需求是帮助其搭建IT系统，亦即实现银行的信息化，其中代表公司是恒生电子。2013年互金爆发之后，新诞生的一批金融科技公司为银行提供的技术服务多集中在业务应用层面。

　　2018年，中国金融科技初创企业融资总额创纪录地达到255亿美元，接近2017年全球金融科技融资总额。一位该领域的早期投资人在2018年就曾向记者表示，他在看项目的过程中发现，当年一下冒出来许多专门为中小银行提供金融科技服务的公司。

　　从技术角度区分，第三方金融科技公司一类是提供“大而全”整体解决方案的公司，如银行系的金融壹账通，蚂蚁、京东等互联网巨头；另一类则专注“小而美”，从营销获客、大数据风控、智能催收等细分领域进行技术合作。

　　不过，虽然金融科技到今天已经日益成熟，但由于它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并非即插即用。所以中小银行即使通过与外部合作，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质的飞跃。

　　另一边，由于监管对网贷实行牌照制和资本要求，很多P2P或现金贷公司只能转做助贷公司，蚂蚁为首的互联网巨头们则找到了联合贷款模式放贷。这让许多银行即使在技术能力较弱的情况下，也能通过与这些平台合作的方式实现“躺赚”。

　　“躺赚”

　　回顾过去十年金融科技在中国的发展，其在传统银行业务层面带来的最成熟、最具颠覆性的创新一是移动支付，二是互联网贷款。前者已被支付宝、微信牢牢占据了市场，后者在2017年监管转向后，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小贷公司等凭牌照优势成为场上为数不多的合法玩家。

　　早期现金贷能赚取暴利，一是超高的利息预留出了足够空间去承受坏账，同时通过暴力催收来减少损失。白条、花呗等相比虽然利率不高，但它们依托电商平台和支付宝等场景，可以通过大数据风控等技术来判断用户的还款能力和信用风险，将不良率控制得很低。

　　但即使像蚂蚁、京东这样的巨头公司，在对用户不够了解（缺乏数据）的情况下，在放贷时也无法准确评估风险。典型例子是，经常在京东购物而不怎么用淘宝的人，其在白条和花呗的借款额度能差出数倍。可想而知，技术能力更弱的中小银行很难只靠自己就实现大规模发放互联网贷款。

　　联合贷款在这种情况下被引爆。

　　简单说，联合贷款就是银行和互联网平台一起共同放贷，再根据约定比例分账。名义上风控环节需双方共同把握，但实际上由于客户资源、核心数据等都在互联网平台手里，往往风控也由互联网平台主导。

　　拥有花呗、借呗的蚂蚁是联合贷款的最大玩家，市场也将其视为联合贷款的最早推动者。据财新报道，到2019年中，联合贷款市场规模达到2万亿元左右。蚂蚁金服是联合贷最大的参与者，占比超50％，约有万亿元，其中与银行业共同出资的贷款规模有数千亿元。其他头部公司和银行也都在场，如平安普惠、微众银行，以及京东、百度、苏宁、360等公司。

　　此时的互联网平台也早已不像京东白条刚筹备时面对银行那般弱势，尤其在面对中小银行时，平台是更强势的那一方。

　　没有准确数据显示有多少银行参与进来。财新从业内人士获悉的数据是“涉及数百家银行”，起步较晚的京东在2018年底披露的数据是有40家合作银行，贷款规模超百亿。不过能确定的是，既缺客户又没技术的中小银行参与的热情最高。城商行中天津银行、贵阳银行、上海银行、南京银行等表现积极，在湖南甚至一些村镇银行也加入进来。

　　由于在联合贷款中平台与每家银行的出资比例、分成比例都不会完全相同，就难以整体评估银行业从联合贷款中赚到多少钱。假设一家银行出资100亿元，贷款年化利率10％，平台分走三分之一利息，银行也能获得近7亿元的收入。

　　天津银行在联合贷市场表现激进，通过它披露的数据也能一窥行业情况。据Wind数据，2018年，天津银行的个人消费贷款总额由上一年度的87.93亿元猛增至778.96亿元，规模增加近8倍。这一年正是天津银行开始大力拓展联合贷款业务的时期。从其官网可以看到，2018年天津银行密集和新网银行、蚂蚁金服、苏宁金服、百信金服、度小满金融等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发放联合贷款。

　　借助联合贷模式，中小银行也确实实现了“躺赚”。以天津银行为例，到2019年联合贷款市场顶峰期，其营业利润达到了79.08亿元，同比增长63.68％，为2012年公布年报以来最高值。

　　于银行而言，联合贷的好处显而易见。

　　但“甜蜜”是短暂的。理论上，联合贷将银行的资金与互联网平台的流量、技术结合起来，达到了双赢的效果。但在两个关键的环节（杠杆率和风控）上，联合贷都潜藏了较大的风险。

　　还以规模最大的蚂蚁举例。2020年市场测算蚂蚁集团的整体杠杆率在40-60倍之间，用百亿资本撬动了万亿资金，且银行承担大部分风险。一旦蚂蚁的风控出现问题，风险将传导至整个金融市场。此外，实际风控由互联网平台主导，既不利于银行在技术上的进步，也不符合监管对银行“核心风控环节不得外包”的要求。

　　像2017年时那样，在市场再次膨胀的时候，监管部门又站出来让行业来了次“急刹车”。

　　2020年11月2日晚，蚂蚁集团上市前夜，银保监会与央行联合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在小贷公司杠杆率及联合贷款出资比例等方面做出严格限制。紧接着，蚂蚁集团上市暂缓。

　　这成为了行业又一标志性事件。联合贷款市场规模由此从顶峰跌落，许多在过去两三年的时间里靠联合贷支撑起利润表的银行，形势也跟着一起下滑。

　　深水区

　　银行轻松“躺赚”的日子一去不回。

　　一定意义上，能够轻松赚钱的联合贷对国有大行及股份行来说属于锦上添花，但对一些核心业务本就较弱的中小银行，就可能是雪中送炭。自然，躺赚结束后，很多核心能力不足的中小银行又一夜回到几年前。

　　中小银行相比大行的优势是本地化和小微贷款。但近两年由于政策的要求及金融科技应用日渐成熟，大行已经下沉到中小银行的地盘抢客户。再加上互联网平台本身也还在小微业务端发力，并未离场，中小银行如同腹背受敌。

　　一些如常熟农商行、浙江泰隆银行、顺德农商行等已经深耕小微业务多年的中小银行，已经有了一套自己成熟的运营模式，并取得了成功。在面对两类竞争对手的夹击时，就显得从容许多。金融科技作为线上技术能力，与这些银行丰富的线下经营相结合，既能提高运营效率，也能帮助它们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扩大规模，以应对激烈的竞争。

　　更多的中小银行在数字化席卷金融业之前并没能建立起一套成熟有效的小微贷款业务模式，自然也就很难像上述优秀的中小银行那样，将金融科技融入到业务中去。

　　中小银行互金联盟通过研究也发现，过去五年，部分领先城商行在将金融科技应用到业务中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大多数银行仍被技术、人才、资金等因素限制，在数字化的过程中停滞不前。甚至由于有关监管部门加强了对数据隐私保护方面的力度，本就缺乏数据的中小银行在获取和利用数据的能力上反倒下降了。

　　这对数以千计的中小银行来说不是好的趋势。但数字化已经开始主导金融大潮，它们必须淌过这个深水区，成功转型，才能在下个十年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