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最新预测，大概在今年或者明年，中国人口将达到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同时印度的人口会超过中国，且将来的差距会非常显著。”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在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表示，这意味着中国将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这不是周期性的，不是稍纵即逝的，是长期的趋势，新的人口转折点或将带来新的冲击。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处于较低水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人口增长率为0.34‰，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4.2％。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超过14％，意味着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

　　蔡昉表示，过去十年经历的人口冲击是供给侧的，导致经济潜在增速和实际增速下行，作为过去的“新常态”，我们可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应对。但这一次的人口冲击影响到居民的消费需求，这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制约。

　　蔡昉指出，中国的人口会从几个方面影响消费，以下几个效应是不利于消费的。

　　第一是人口总量效应。在2010年应对供给侧冲击的时候，中国的需求结构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不再过度依赖外需、出口，也不再过度依赖投资、资本形成，逐渐转向了三驾马车中的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最主要的拉动力。过去中国的人口和经济增长是减速的，因此人口总量效应是导致消费低迷的一个因素，人就是消费者，人的增长速度慢了或者负增长了，消费一定会受到影响。

　　第二是增长效应或者叫收入效应。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了，收入水平的提高速度也一定会放慢，这些都直接影响到消费。因此，我们从人口的增长、人均GDP的增长和居民消费增长看，三者是一致的，都是下行的，未来会出现人口的负增长，GDP的增长率还会更低。这些在相当大的层面上压抑居民消费。

　　第三是人口年龄结构效应。中国老年人收入水平低于年轻人。同时老年人在退休以后还会出现一些后顾之忧，他们为自己的孩子、为自己的孙子辈来着想，因此更倾向储蓄，较少消费，所以消费力和消费倾向都比较低。随着年龄增长，消费支出水平是下降的，老年人剔除了他的医药支出之外，是支出水平最低的一个人群。随着我国人口越来越老龄化，总体会出现消费不足的倾向，这是人口年龄结构效应。

　　从全球来看，越来越多国家出现人口负增长，特别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球的生育率明显下降。因此，全球老龄化、人口负增长或者人口停滞都将成为一个趋势。

　　在蔡昉看来，在人口负增长时代，国家的政策、企业的决策、个人的选择，其关注点都会发生一些转变。这是因为，人口在资源的配置中起到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人口负增长意味着资源动员的增量将减少，经济发展将越来越依赖于资源的重新配置。

　　“对于金融而言，过去关注的可能是做大蛋糕，未来要关注的可能是如何更好地分配蛋糕。过去是为了动员，现在是为了配置以及重新配置。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从供给侧到需求侧的转变，也是一个崭新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在很多重大决策中作出新的转变。”蔡昉说。

　　蔡昉认为，应对当前的家庭消费不足，收入不足，应对长期的需求制约，归根结底，要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也要调整政府作用的结构和方向。这些都要求政府有新的支出，有更大规模的支出。

　　他说，今后金融发展应该考虑这些新的因素。

　　第一，从供给侧制约到需求侧制约的变化。随着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们的金融创新能力进一步显著提高。但要知道方向，才有应对的办法；如果判断错了方向，使的劲越大，失误可能性越大。

　　第二，财政的作用相对于货币政策将来会更加重要，财政的支出方向也会发生变化，即更贴向于民生，更贴向于社会福利。这些也会影响我们的金融和财富管理。

　　第三，市场主体本位、生产者经营者的生产主体本位到家庭本位的变化。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基础单位，是消费的基础单位，是影响需求因素的。

　　他最后指出，未来这十几年里，老年人、刚刚脱贫的农村人口、农民工等等特殊群体都面临着一个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的过程，这个转变的过程也应该成为金融和财富管理的盈利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