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今年以来持续激进加息，对全球产生外溢影响，全球货币政策呈现收紧趋势，一些国家跟随加息，中国货币宽松面临外部掣肘。

　　“中欧陆家嘴金融50人论坛（CLF50）启动暨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成立15周年圆桌会议”期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联储持续大幅加息对抑制本国通胀有一定效果，但效果比较有限。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对我国货币政策实施会有一定影响，但中美经济周期并不同步，我国坚持“以我为主”的独立的货币政策，较好地应对了经济下行压力。

　　今年年内第二次降准已经落地，而LPR也已多次下降，人民银行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推动降低企业融资和个人消费信贷成本”。

　　不过，近来LPR“按兵不动”。11月21日最新公布的1年期LPR为3.65％，5年期以上LPR为4.3％，自8月LPR实现非对称下调后，近几月LPR均维持不变。

　　盛松成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未来LPR没有下降的空间。“政策利率（如OMO利率、MLF利率）持续下调的可能性不大，但近期央行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5000亿元，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本每年约56亿元，通过金融机构传导可促进降低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

　　盛松成认为，货币政策目标多元化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特征，预计未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还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介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是人民银行引导金融机构信贷投向，发挥精准滴灌、杠杆撬动作用的工具，通过提供再贷款或资金激励的方式，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特定领域和行业的信贷投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盛松成认为，在外部冲击引发全球通胀的大背景下，结构性货币政策有助于从供给端应对疫情冲击。同时，结构性货币政策是支持经济薄弱环节、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有效举措。

　　“一方面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建立了激励机制，把央行的资金与金融机构对特定领域和特定行业的信贷投放挂钩，发挥精准滴灌实体经济的独特优势，从而支持了经济薄弱环节（如小微企业）和最需要发展的领域，比如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等。另一方面，央行也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投放了基础货币，以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支持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总量政策（如降息、全面降准）往往具有更强的信号效应，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往往更有助于兼顾内外平衡，同时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盛松成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