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正生 张德礼「平安证券；钟正生系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文章｜《中国金融》2023年第3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近年来，制造业在产业政策中的地位持续提高。笔者认为，中国大力发展制造业，除了逆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链脆弱性上升外，也与中国所面临的“过早去工业化”压力有关。政策需积极发力，夯实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基本盘。

　　中国自2012年人均GDP接近经济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临界值——1万国际元后，便跨过工业化高峰，迈入“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经济结构转型期，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例从2011年的32.1％下降至2021年的27.5％。有观点认为，基于产业结构变迁理论，第三产业占比高则产业结构更优，鉴于中国服务业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应该顺应经济发展趋势，大力支持服务业发展。

　　笔者认为，“加快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进程”的观点忽略了不同国家“去工业化”时的发展水平和内在条件的差异。发达国家在达到较高工业化水平后，制造业增加值和就业的比重出现下降趋势，被称为“典型去工业化”。“典型去工业化”经济结构转型是消费升级和工业技术升级两股力量推动下的结果。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早熟型去工业化”，即人均GDP处于较低阶段时出现的制造业衰退现象。发展中国家若在人均收入尚不足以支撑经济结构转型时，提前将经济重心转移至第三产业，则可能会失去驱动经济增长的长期引擎，看似经济结构的“优化”，实则可能是损伤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陷阱”。

　　与日本、德国等制造强国相比，中国工业增加值占比从峰值到降至30％的时间间隔较短，且该比例到达30％左右时的人均GDP水平较低，因此需要高度重视中国工业化“未富先去”的问题。

　　从经济转型视角看，中国目前“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基础并不牢固，需继续充分发挥制造业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首先，制造业是连接“外循环”的重要抓手。尽管国内市场有广阔的增长空间，但目前内需并不强，仍较为依赖“外需”，因此不能贸然削弱制造业的优势，进而放弃外需。其次，“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所需的消费升级动力并不强。消费升级是推动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源动力，但目前中国消费升级及其引致的产业结构升级空间仍然有限。最后，“过早去工业化”影响经济增长效率。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和吸纳就业的主体，“过早去工业化”不利于提高创新活力，并可能因冲击低技能劳动者而导致劳动力市场失衡。

　　近年来，中国持续稳固制造业的规模优势、产业体系优势，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制造业的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但客观上，中国制造业受制于质量与效益较低、技术与创新不足等因素，出口陷入“两头挤”困境，仍处在“大而不强”的阶段。

　　第一，从规模看，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制造国。2011年至今，中国工业增加值规模持续位居世界首位。2021年中国工业增加值为7.0万亿美元，占全球工业增加值的比例达25.7％。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所有行业，是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产业配套能力领先的制造大国。制造业也吸纳了大量劳动力，2021年城镇非私营单位中制造业就业人员数占比22.5％，居各行业之首。

　　第二，从出口来看，中国制造业面临“两头挤”的困境。2009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并保持这一领先优势至今，但其隐忧也在加速体现。中国出口依赖居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中游制造业和下游行业，上游行业和中游原材料行业的出口依赖度均较低。一方面，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等正在利用其成本优势加速布局制造业，中国制造业面临“低端分流”压力；另一方面，欧美发达经济体的“再工业化”趋势展现出强烈的产业链本土化意愿，中国制造业份额同样面临“高端回流”的挤压。

　　第三，从产业结构看，中国制造业还有较大优化空间。近年来，中国制造业虽面临成本优势削弱、逆全球化兴起等因素的倒逼，部分行业转型升级较快，但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整体还有较大的优化空间，2008年以来中国的出口结构未能继续向中高端快速跃升。2008～2021年，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仅从24.0％下降至22.3％，而高技术产品出口比例在28％～31％窄幅波动。究其原因，一是在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提升受限；二是全球产业链历经几十年的不断优化，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国际分工布局，各国产品出口结构趋于稳定。

　　第四，从质量与效益看，实现制造强国面临着约束。首先，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产品质量早期在产品性能、稳定性、可靠性、使用寿命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其次，中国的世界级工业品牌匮乏，产品附加值率低。全球知名品牌咨询公司英图博略（Interbrand）发布的2021年度“全球最具价值100大品牌”排行榜中，中国仅有一家企业上榜。最后，中国制造业生产效率不高，2021年美国全员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6.4倍。

　　第五，从技术和创新看，中国产业链被“卡脖子”的风险在加大。中国正加大研发投入，2021年研发支出达到2.79万亿元的创纪录水平。但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中国研发投入在规模、结构和效率方面仍然不足，且对技术进口的依赖度较高。美国是最大的技术出口国，德国、日本技术创新不断追赶，这两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使用费顺差也在不断扩大。中国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则长期处于逆差，产品制造和研发高度依赖技术进口。中国核心技术面临美国等国家的“卡脖子”科技封锁，它们希望中国陷入技术引进受限和国际分工地位“低端锁定”的困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有抬头之势。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中国工程院院长在2019年国家制造强国建设专家论坛中指出，虽然我国制造业规模位于世界首位，但目前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笔者结合中国工程院对代表性制造业的分类，逐一梳理了中国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领先、先进、差距大和差距巨大的四类产业。

　　第一，中国在世界上领先的产业包括通信设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输变电设备、纺织和家电等。这几个行业在市场规模、关键技术、产业链竞争力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即使如此，相关行业的核心零部件、系统等仍存在短板，有被“卡脖子”的风险。

　　第二，中国在世界上处于先进地位的产业包括航天装备、新能源汽车、发电装备等。这几个行业基本建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链，在全球具有一定竞争力，但同时也面临一定的核心零部件和关键技术“卡脖子”的风险。

　　第三，中国制造业和世界差距大的产业包括飞机、航空机载设备及系统、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机器人、高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节能汽车、高性能医疗器械、新材料、生物医药、食品等。中国的上述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产业链逐渐完备，但整体和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尤其是高端领域的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存在较多短板，大而不强。

　　第四，中国和世界差距巨大的产业包括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操作系统与工业软件、智能制造核心信息设备、航空发动机和农业装备等。中国在上述几个领域，技术、材料和设备普遍受制于国外厂商的垄断，是“卡脖子”最严重的领域。

　　总的来说，中国制造业在短板领域大多也具备中低端制造能力，但普遍缺乏高端制造能力。尤其是关键技术与核心零部件的缺乏严重制约了中国产业链自主性的提高。

　　突破当前困境，建设制造强国，需要多主体、多举措共同努力。除了偏中长期的政策，如完善创新体系、提升产品品质、加强品牌建设、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通过资本市场给创新激励等以外，笔者认为，短期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着手。

　　首先，需求是推动制造业创新升级的基础，有必要充分释放国内的消费需求。比如在满足使用要求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公共部门采购可逐步加大对国产品牌的支持力度。近年来公共部门在部分领域（如操作系统）加大了国产品牌的使用，后续可以扩大公共部门采购支持的范围。

　　其次，推动形成合力，充分用好各项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测算发现，2022年中国支持制造业发展的货币、财政和产业等政策，拉动当年制造业投资增长5个百分点左右。2023年，中国仍面临着稳增长压力，可继续将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继续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税费减免和产业政策倾斜等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再次，尽快出台看得见、获得感强的政策，推动民营企业家信心恢复。制造业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超过八成，近年来由于疫情冲击等原因，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投资能力也受到影响。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高度重视“信心转弱”的问题。民营企业作为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主体，它们信心的修复可能需要看到实实在在且预期持续的政策。

　　最后，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仍然需要做全球化的坚实拥趸。融入全球经济，对中国而言，除了可以直接增加产品需求外，更重要的是能提供创新所需的市场规模，以及外资进入中国后带来的“干中学”机会。在出口方面，全球贸易面临增速放缓压力，有必要多措并举“抢订单”。在吸引外资方面，应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的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