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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 王雍君

嘉宾介绍

王雍君

现任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北京财经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北京市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联谊会理事。[详细]

精彩语录

良好的资本市场是解决产能过剩和结构调整的关键

每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都会遇到两个问题:增长问题和结构调整问题。良好的资本市场是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和知识结构调整任务的关键。

自主性货币政策可抵消量化宽松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货币政策是自主的,我们可以采取自主性的货币政策,来抵消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热点摘要

  • 王雍君经济增速看年度增长 而不是激增性指数

    王雍君:中国经济数据虽然有所下跌,但下跌的幅度并不算高,我们可以看作是在正常范围内的一种波动,我们主要应该看经济的年度增长,而不是看激增性指数...[详细]

  • 王雍君 中国当前问题是保增长和促结构调整

    王雍君:中国当前所处的问题主要一个是保增长,一个是促结构调整。我们可以看到在结构态度阶段,特别是制造业升级转型的阶段,这个时候经济增长放缓是正常现象。...[详细]

  • 王雍君 金融行业是风险最高的行业之一

    王雍君:风险其实无处不在,金融行业就是风险最高的行业之一。中国的经济风险也不例外,金融行业比较特殊。银行的风险主要表现为银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坏账或者呆帐...[详细]

文字实录

访谈嘉宾: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雍君
访谈时间:2013年7月28日
主持人:您好。本月15号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的国内经济数据。其中GDP和工业增长增加值等多项数据都出现了增速放缓。有分析称,属于是非预期性下跌,请解读一下上半年这些数据的情况。
王雍君:虽然有所下跌,但下跌的幅度并不高。我们可以看作是在正常范围内的一种波动。这种波动并没有太多的超出预料的范围,而且我们主要应该看这个经济的年度增长,而不是看这个激增性指数。
主持人:那出现这种经济增速继续回落的原因是什么?
王雍君:总体上来讲呢,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总体呈现出增速放缓的趋势。上半年增速继续放缓,我们可以看作是长期趋势,2008年以来的长期趋势叫做后期的扰动,是一个趋势的继续,并没有什么太令人担忧之处。
主持人:外媒对中国经济下半年的经济预期都非常的悲观,然后南方制造业厂家的反馈也是比前几年金融危机时情况还要差,您对以后的那些预期是怎样的?
王雍君:中国的制造业在未来还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我们知道最近的这个困难是一种周期性的原因造成的,而不是表面中国的经济制造业没有发展前途了。中国当前所处的问题,主要是,一个是保增长,一个是促结构调整。我们可以看到在结构态度阶段,特别是制造业升级转型的阶段。这个时候经济增长放缓,是一种正常现象。那也只有经济增长,避免超高速这个情况下,制造业的升级转型才有可能。
因为我们中低端的制造业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比较普遍的,甚至比较严重的产业过剩。但是这种调整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不能因为在调整期,淘汰一些过剩的产品,或者是一些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行业,暂时出现销售的滑坡,我们就判断未来整个制造业在中国没有发展前景,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
主持人:中国经济风险最突出的地方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王雍君:风险其实无处不在,金融行业就是风险最高的行业之一。中国的经济风险也不例外,金融行业比较特殊。我们通常讲,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风险,以泡沫形式表现的话,那么首先会表现在金融上,股市是最典型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金融风险演变为金融危机,还有一种形式,不一定是股市的崩溃,它也有可能是银行的危机。但在中国的银行呢,是受到高度的保护。所以呢,银行的风险主要不是表现为银行破产的可能性,而是表现为银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坏账或者呆帐。
当然我们讲,金融行业积累的风险,也不仅仅是在银行这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一块,也有可能是风险的高发区。因为这一块跟金融体系密切相连,在中国金融行业,跟金融行业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是房地产。如果楼市出现泡沫的话,那房价跟金融行业的风险也是很有密切的关系。
金融业的风险也会扩散到房地产行业中来,所以我们这么讲吧,银行、股市、地方政府的债务,甚至房地产都是经济风险的高发区,在中国都有这个可能。就是说,如果我们控制不当,也许有一天我们在这些地方都有可能产生危机。所以,提前积极的应对风险是必须的。

主持人:那如果经济增速,它继续下行的话,会不会出现一些刺激性的措施呢?
王雍君:我们应该这么讲,经济下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周期性的波动。在一定的范围内,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正常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似乎没有必要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性措施。我们在自然界周期还有春夏秋冬呢,经济的高涨和低迷的交替,这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当然,如果这个波动超出一定的幅度,那么我们想政府还有有必要采取这种扩张性的政策来应对的。
当然眼下看不到,在未来至少三五年,我看不到中国确实有实行,继续实行像2008年那样大规模积极财政政策措施的必要性,或者出台什么4万亿。我认为中国目前主要的问题,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的调整。
当一个国家有大量的闲置资源,比如说许多重要的行业出现严重的产业过剩的时候,或者这个国家有大规模的失业的时候。总之是这个国家经济增长是因为很多的资源闲置的时候,没有利用起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采取刺激性的政策呢,还是可以看作是对症下药的。但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不在这儿,我们大部分的产业、行业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产业过剩。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如果再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措施,那么不仅难以把经济增速提速,而且会造成更多的后遗症。给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更大更大的困难。
所以我们当前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那就是结构的调整。淘汰掉那些技术含量不高,没有发展前途的产业,同时促进那些有前景,有竞争力,特别是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的成长和兴起。所以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结构调整的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政策比单纯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我们更加需要,而且要更加有效。
主持人:可以说现在的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间点上,稳增长和调结构两者同时实现的不容易,怎么协调这个度呢?
王雍君:每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都会遇到两个问题。增长问题和结构调整问题,当前这两个问题在中国现在都比较突出。我们首先意识到,我们的稳增长,这个增长的目标究竟定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如果我们过去继续30年,两位数的增长作为参照系,然后我们认为,未来如果达不到两位数的增长这就是问题,那这种判断就失误了。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超过3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持续实现两位数的高增长。所以我应该,我们应该这么讲,在未来十年,也许更长远的时期里,中国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那我们正常的增长速度在中国保持6%—8%的这种可能性很大,我认为也比较稳妥,并不会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各方面造成很大的冲击。
因此在未来比较长期的时间里,我认为协调结构,促进结构的调整,应该成为要把一切的任务。我们只要能大致保持在年均,还不是说每年6%—8%的增长速度,而且这样的速度能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里持续的话,我们认为就可以接受。
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姿态,就是我们宁愿放弃一点高增长,我们也应该把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到位。但是结构调整跟经济增长确实存在冲突,这个是要存在一个协调问题,其实协调的机制有各种各样。首先我想,从政府层面来讲,结构的调整首先要考虑,就是要依赖市场的力量。
我们有很多产业,产业严重过剩,其实跟政府补贴很有关系。比如说光伏产业,政府大量的补贴,在短时间内这个产业迅速的发展起来,然后大量的出口。又被欧盟大量的反倾销,然后这些产业又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不仅影响了增长,它还影响了未来的结构调整。
所以如果要协调的话,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应该主要考虑那些市场力量,来完成结构调整的重任。那么政府要不要起作用呢?要起作用。但是政府的作用,主要不是说去提供补贴。我们多年来习惯于提供补贴,政府认为哪些产业是重要的产业,是新兴产业,或者是战略上需要支持的产业,经常不由自主的会分发大量的现金,给企业以补贴,这种做法实施证明不奏效,以后也不会有效。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讲,在小范围内可以采用,但是不能太依赖它。那怎么办呢?从政府这个层面来讲,如果要把结构调整到位。我们首先应该创造一个叫做支持性的价格环境,说简单一点,比如说太阳能这个行业。我们开发太阳能来替代传统能源,那政府并不见得非要给这类行业大量的补贴,我们可以规定我们的国有企业,规定我们的政府、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必须按政府规定的价格来购买这个太阳能产品,这就很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企业在任何时候,他们都会面对一个,一种吸引人的价格环境。那么一个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在早期?政府要支持这些产业的发展,产业本身也发展不起来,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产业的投资他不能获得正常的利润。为什么不能获得正常的利润?是这些产业的产品的价格,暂时还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叫做替代性产品竞争。比如说传统能源,石油,油价如果很低。那么你开发太阳能他就不赚钱,因为开发太阳能产品用来发电的话,那个发电的成本,你根本弥补不了。
那如果油价高呢?开发太阳能这项行业的话他就有动力了。为什么呢?他的产品能卖很高的价格,所以我们讲政府如果真的要支持,要促进某个产业的发展。我们讲最好是给他一个支持性的价格环境,也就是我们通过政府采购,或者强制性采购,我们按照一个支持性的价格来采购。然后来根据这个,来通过这个价格,让企业感觉到,让这个产业感觉到,我这个产品一定按照有吸引力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如果市场出售不了,那么政府将是一个很大的买主。
我的话简单的表述一下,就是市场力量对结构调整的作用,也许比政府直接调整来得更大。政府如果直接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支持性的架构环境。当然了,我们讲市场力量主要就是这种产能的退出机制。
那么发展一个资本市场,良好的资本市场,是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还有知识结构调整任务的,我们叫关键。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主场,主要是股市不健全。那些产能过剩的产业,没有发展前途的产业,那就不能通过资本市场本身这个机制得到淘汰,也就缺乏一种退出机制。所以从长期来看,我们还要发展一个良好的股票市场。通过股票市场来,股票的交易,资本市场的交易,来淘汰那些过剩的产业。
主持人:美国经济现在逐渐的在复苏,退出QE的步伐也在加快。如果美国真的结束量化宽松,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王雍君:确实有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有短期的也有长远的。但是总体来讲影响不大,中国的整体经济成长和发展,主要是依赖于我们自己,我们自身的内部的力量。当然美国对中国,美国经济,美国的经济状况还有美国经济政策确实会对中国产生一些影响。
如果美国的量化宽松取得成功的话,主要的成功应该是体现在美国的经济低迷,走出这个低迷的状态,走向复苏。比如说美国的经济如果能够保持,他们梦寐以求的3%、4%的水平。如果出些奇迹的话,5%的水平,那么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这对中国意味着利好消息。
美国经济的复苏,强劲的经济增长,将为中国创造大量的出口机会。那中国和美国在贸易结构里面呢,中国是处于一种叫做出钞的地位。我们的出口比美国的进口多,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如果美国的订单很多,那么对中国肯定是个利好消息。但是我们也看到,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还会在资本渠道上,资本这个途径上,还会造成一些影响,不仅仅是贸易渠道。
贸易渠道呢,可能是正面的,但是还有个资本渠道。资本渠道是什么意思呢?量化宽松可能是保持在比较低的利率水平上。那么从这一点来讲呢,低利率有助于美国的,美元的利率低。人民币的利率相对来讲比较高的话,这实际上在无形中就推动了人民币的升值。那么人民币的升值的话,回过头来可能又对中国和美国的出口造成负面的影响。当然了,中国在美国也有大量的采购,人民币升值,我们在进口这个环节我们得到一块利益。但是毕竟我们的出口比进口大,所以这一块利益我们很难去驾驭很大很大。
那么同时我们还注意到,美元的利率比较低的话,那么我们中国的资本外逃,向美国的这种资本外套,这种趋势可能会减缓。有助于阻止,减缓中国的资本外逃,这应该是一种利好消息。
还有一点呢我们应该意识到,就是中国还持有美元,大量的美元资产。如果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能够持续进行得话,美元资产还值不值钱呢?这也是一块我们无形的损失。
总体来讲,不管损失有多大,也不管正面影响有多大。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依赖于我们自己,什么叫依赖于自己呢?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大国,国内有广阔的市场,有庞大的消费群体。今后中产阶级的兴起,还有消费力量的兴起,这才是主宰中国未来经济的力量。
美国的影响是有的,但是美国的影响,量化宽松的货币影响,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中国都有积极的。都可以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我们的货币政策是自主的,我们可以抵消这些,根据具体的情况,我们可以采取自己自主性的货币政策,来抵消掉量化宽松的政策对中国有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或者可能的冲击。所以我们认为,不要太担心。
主持人:资本市场现在也不容乐观,上半年出现了不少那种资金状况带来的恐慌。您认为这个未来还会出现这种非预期性大幅波动吗?
王雍君:我们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我们现在叫钱荒,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伪命题。钱荒首先不是叫总量上的钱荒,我们国家每年投放流通的货币量,每年都高于经济增长,而且有些年份高的很离谱。就算最近几年,我们也是高于GDP增速。我们真正的问题是经营体系在配制金融资源的方面,出现的功能性失调。
中小企业如果有前途,有前途的中小企业,他们往往得不到贷款。那国家控制的银行利率,他们根本得不到贷款。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产能严重过剩的企业、行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他们往往很容易,以很低的利率得到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贷款少了,是贷款资源的分配不合理。
那为有大中型企业的偏好,贷款偏好,有点过头,有点过分。如果这个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金融资源将继续源源不断的流向那些。

机构图展

  • 中央财经大学

    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 原中央税务学校

    秉持“忠诚、团结、求实、创新”的校训

  • 财经研究院成立

    科研与教学一体、科研为主的多学科研究机构

  • 扩大与俄罗斯科技文化交流

    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颁发聘书

往期回顾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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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行首席经济学家、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外汇与汇率、离岸金融、商业银行发展战略与管理体制、国际金融中心及世界经济理论等。[进入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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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中国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欧兆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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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兆伦先生自2008年5月起负责管理花旗集团在中国的所有业务。他于1984年加入花旗银行香港,先后在花旗欧洲、中东、非洲、亚太区的多个部门历任管理职务。[进入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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