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李森自传：我如何弄垮巴林银行

　　荷因克斯特监狱

　　一想起“打击严重欺诈行为办公室(SFO)”负责我的案子，我心里便很沉重。在漫长的夏季里，我努力地考虑把我引渡到新加坡或是伦敦的两种法律依据及双方的争执。

　　我越来越明白SFO其实对我并不感兴趣。他们也许很高兴，因为我终于没逃回伦敦，没在英国给他们带来麻烦，而是把问题带进了德国。

　　新加坡提出指控内容达十二项

　　我发觉新加坡人只是指控案发前三个月之内我犯的罪。指控有12项内容：4项指控伪造单据证明、2项指控我变更价格、6项指控我进行欺骗交易。1994年圣诞节之前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未提起公诉。新加坡人也没有指控我假造账户从而让巴林银行转给我这么多钱。

　　我所干的好几项诈骗活动引起巴林银行破产，但最严重的欺诈是要求伦敦转给我现金。到2月底为止，巴林银行已转账了大约46亿英镑资金到新加坡支付我在SIMEX的追加保证金通知，其中至少3／4用于支出88888账户的损失。

　　SFO表面积极暗中退出调查

　　我做好准备对SFO的各种指控认罪，但他们不听我的话。我想要告诉他们一切，但他们一直对报界宣称我要求在引渡回伦敦的条件下和他们谈话，而事实根本不是这样。一旦我把自己的事告诉他们，他们便要接受我的引渡，因为我所犯的罪正是他们管辖的司法事务。

　　6月份，我的律师史蒂夫建议我做一件没有先例的事情，把我的证据出示给SFO，让他们明白我究竟做了些什么。

　　“他们越来越官僚化，”他对我说，“SFO输掉了许多场官司，因而他们很害怕再做出头之鸟。他们已经停止调查了。”

　　不愿引渡到新加坡受审

　　由于史蒂夫一再迫使SFO推进此事，他们便问他是否了解有关我的生理或心理病史，他们表面上在单独调查巴林银行倒闭案，其实根本不了解所发生事情的实质。

　　6月29日，史蒂夫给SFO写了一封信，列出了我在英国这些罪行要远比新加坡指控的罪状严重。但对方还是置之不理。无奈，他破例给他们提供了我所有犯罪证据，并说明了我所犯罪行：

　　1．里森先生向巴林银行查账人员提供了关于77亿日元的假信息……导致他们向伦敦的巴林银行总部提供了不正确的金融信息。

　　2．在每日发往伦敦的账户核实记录中，里森先生没有提到88888账户号码。这样一来，里森先生可以操纵月末平衡表隐瞒此账户上的损失，因而导致伦敦的人士认为银行盈利。

　　3．里森先生多次向伦敦的巴林总部以保证金方式向SIMEX转账资金。这些错误申请导致巴林总部为一个目的提供的资金却用在另一个目的上。

　　4.里森先生向伦敦的上级出示假证明，证明他在服从一个规定：他不应保留隔夜合同(部位)。

　　5．里森先生欺骗伦敦的上级，伦敦的巴林银行多次接到报告，声明里森先生全部交易是获利的，而实际上，是在造成损失。

　　这就是我犯罪的全部事实。白纸黑字写出来，看起来令人害怕。我犯了这些罪，就得承认它们，认罪伏法，把它们抛开，开创将来的生活。

　　我不想强迫让任何其他巴林银行的人和我一起受审，但我知道人们从这堆废墟中走出来是不可能完好无损的。有一连串人本来可以揭穿我，并且阻止我的行动，其中包括彼得·巴林。但他们没这么做，彼得·巴林还认为“赚钱是令人惊异地简单”。我不知道他们的粗心与罪犯级的读职之间界线何在，我不清楚他们应该对我负何种责任，但我知道在任何其他一家银行我都不致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SFO执意将案件交给新加坡处理

　　我把我的想法录给SFO听，但他们不要。7月6日，SFO回信称我所提供的事实并没有改变SFO主任的观点，他仍然认为与我有关的事情主要和新加坡有牵连。他还说，相反地，这些事实更坚定了主任的观点：新加坡方面应优先处理此事。

　　史蒂夫开始绝望了，他认为SFO迟早会引渡我去新加坡。我请求他替我找一找《名人录》中有关乔治·史坦布的内容，此人是SFO的主任。史蒂夫找到了这些信息，还找到了彼得·巴林在《名人录》中的那一条。当传真送过来时，我确信自己肯定会被引渡到新加坡了。

　　当他来看我时，我挥着手对他说：“你看，乔治·史坦布是怀特成员，我敢打赌彼得·巴林也是。”

　　他们是一伙。我的情况其实和辛普森一样，他被判有罪或无罪的机会各半，而我是否被判去伦敦的机会也是各半。但这些人不想使自己难堪，他们要把这事隐瞒住。

　　“好吧，我不是怀特成员，”史蒂夫说，“我将尽最大努力让他们看看我们的法律证据。”

　　向新闻记者曝光 增加在英国服刑的机率

　　考虑到SFO对此事的冷淡，我写给新闻界记者们一封信，指出我做好准备在英国监狱服刑，这是因为我所犯罪行使一家英国银行破产，给英国人民带来金钱上的损失。我不会玩弄任何把戏，诸如老年痴呆症这类可笑的事来推托责任。我要待在一所英国监狱里，这样离我的家可以近一些。而且我还提醒大家当时我可能服刑的最长期限是84年。

　　尽管丽莎声泪俱下地宣读了此信，SFO仍然不为所动，当天晚些时候，他们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们宣布：

　　“SFO调查结果证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伦敦接受里森所做的引渡申请。”

　　史蒂夫对此的回答是：“现在看来SFO不想找出证据。他们并没有接受邀请和里森先生谈话，而里森先生才是主要的参与人。SFO对导致巴林银行破产的事件的解释也十分狭隘，忽略了一个事实，钱全从伦敦转往新加坡这才使整个事情发生。”

　　惊叹自己成为千夫所指

　　7月18日，英格兰银行将巴林银行破产的报告公诸于众。我周末在牢房里读了一遍。我很难同意他们所列的数字，因为他们好像把88888账户及其交易列在所有事项之首，只注意到带来的损失而没有注意到我为其他几家日本账户所带来的净利润。但是除此之外，我更惊叹于巴林银行的每一个人都埋怨别人——特别是我——而不责备自己的失职，听起来仿佛他们根本不用在那儿工作一样。假如财政部门不用在那儿监督现金支付，它也许根本就不用设置了。

　　最滑稽的令我放声大笑的一段要算是第154页的话了。库珀斯和林布莱德，也就是那两个审账员，伦敦时间2月23日(星期四)下午两点正和彼得在伦敦谈话，而那天正是我选出新加坡的日子。那正是新加坡时间晚上十点，那时我和丽莎已经登记房间住进了雷捷特饭店(吉隆坡)。有关会议的描写如下：

　　戴维斯(库珀斯和林布莱德在伦敦的合伙人)告诉我们说，他已在1995年2月23日下午两点见过彼得讨论了有关查账之事。戴维斯说他曾问：“你(彼得)是否知道一些其他会对查账有影响而我们会谈中又没谈到的事情呢？”戴维斯接着说：“他(彼得)说：‘不，什么也不知道。’”

　　下一段报告接着写道：彼得把他有关这次会面的解释也交给了我们：“我只在1994年查账期间见过这些查账人员一次，荒唐的是那次查账也是2月23日，当时戴维斯(当时查账成员)安排见我，要给我一些汇报。”我们问彼得当时是否明确讨论了可收性SLK，彼得回答：“没有。实际上只讨论了一点儿。我记得当时还想到上一年我们用了两个半小时讨论了不同的事项，而这次也只有喝茶吃饼干半小时的时间。”

　　报告对于里森非常不利

　　关于与那77.8亿可收性日元有牵连的一系列事件，我很惊讶，彼得肯定太喜欢那些饼干，竟忽略大事没让查账人员说明那笔款子的事，我怀疑当时的茶和饼干都是极品。

　　英格兰银行的报告结论如下：

　　a．巴林银行内部进行无授权的交易并隐瞒交易导致巨大损失。

　　b．巴林银行内部管理严重失误，组织混乱，故而没有更早注意到真正交易部位。

　　C．外界查账人员、巴林监督人士或调节人员没有在银行倒闭前察觉到真正的交易部位。

　　“你认为怎样？”我问史蒂夫，“这是否有助于我的引渡呢？”

　　“很难说，”他告诉我，“不过报界认为如此。”

　　舆论痛批巴林银行高层

　　史蒂夫很快看了一遍那天《每日电讯报》的一则编者评论：

　　“报告对于英格兰银行、对于里森先生，最主要的是对于巴林银行的高级管理层次人士来说，都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它忽略任何一个局外人的想法，某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几乎三年的时间里不被人察觉地引起如此巨大的损失，里森先生既不是受害人，也不是英雄，只不过是一系列年轻人里由来已久的传统中最近一个极端的例子，这些年轻人被委任于他们并不适合的职位与责任。这个事件里表现出那些巴林银行董事会的成员们，几乎是极端的无能的人，他们在宽敞的甲板上开心地数着自己的战利品，却全然不知吃水线之下的洪水早已涌进舱内：假如里森先生坐了监狱而上述董事会成员仍旧没有变化，那么这个传奇故事将给人们留下最最苦涩的味道。”

　　“我不知道电讯报刊登了这些，”我对史蒂夫说，心里挺受感动，“出去后我一定要好好看这家报纸。”［英］里森译／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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