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招商证券研发中心战略研究部副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当前全球范围蔓延的通货膨胀可视为逆全球化带给我们的报复。全球化逆转的背后既有新冠肺炎疫情等自然因素，也有贸易摩擦为代表的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无论如何都意味着全球的资源配置不再仅按照经济规律，遵循效率原则进行配置。破易而立难，损失效率能否带来公平尚未可知，但资源配置规则的改变，马上出现的就是以全球高通胀为标志的逆全球化的报复。

　　2022年4月29日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和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影响，4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达7.5％，连续第六个月刷新1997年有统计以来的纪录高位。美国最新的通胀读数是1982年40年来的新高，英国通胀则是30年新高。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全球60％的发达国家通胀率同比增速超过5％，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比例。除中国为代表的少数亚洲国家之外，通胀在全球蔓延。

　　与以往的通胀不同，本轮通胀显然是一个“不速之客”。BIS的统计显示，全球绝大多数国家2021年的通胀水平远高于2021年初的和年中的预测值。这充分说明各国的分析和预测者应该都低估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的、推高通货膨胀水平的非传统因素，笔者认为这个非传统因素可以概括为逆全球化。

　　导致全球化逆转的力量首先来自于新冠肺炎疫情。比如因芯片断供风险引发的此起彼伏的“二手车”价格的飙升；越南、巴西和印度等国疫情阶段性暴发导致的工厂停工和停产带来的供给数量减少；集装箱运价飞涨所代表的全球价值链和物流网络的脆弱性；以及多国为防控疫情采取的减少人员流动对策导致的国际间劳工流动的减少，多国出现“用工荒”，工资和物价出现螺旋式上升的动态特征，等等。

　　疫情之外，对全球化更大的威胁来自于政治领域。例如俄乌冲突对全球能源、农产品，以及部分有色金属价格所造成的冲击；再例如美国对多国发动的贸易摩擦。彼得森研究所最新的研究报告估计，通过适当降低关税2个百分点，美国有望将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降低 1.3个百分点。除此之外，出于政治和安全考虑的国际间贸易争端、关税壁垒、投资限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置等，均对全球通胀水平的高企影响显著。

　　上述两类因素均作用于商品的供求领域。从需求侧来看，疫情导致需求从受到疫情限制的服务领域转移到商品领域；从供给侧来看，地缘政治问题显著增加了诸多商品的供给困难。在此背景下，代表大宗商品价格的CRB指数从2020年4月底部至今升幅已高达83.6％，是推高当前全球通胀的重要推手。

　　值得注意的是，逆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范围通胀负面影响的分布具有不对称性。比如，恩格尔系数高的低收入国家和各国的低收入阶层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大；经济结构更依赖于全球化服务业的经济体，如西班牙、土耳其、泰国、尼泊尔等国家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自然资源丰富的大宗商品生产国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挪威和中东产油国等受益于商品价格上升，日本、埃及、黎巴嫩等资源贫乏国福利则受到损失；拥有全球中心货币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和欧元区等同时是债务人，可以通过通胀的上升减轻债务负担，但部分新兴经济体则可能因本币汇率贬值和利率飙升而深陷债务危机。从政治角度推动逆全球化的少数政府更有可能受益，代价更多由其他经济体和其他人承担。

　　逆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报复是全球范围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的移动，意味着要得到同样的商品和服务，必须要付出更高的价格，否则就要忍受福利水平的损失。这一报复的背后，疫情的影响可能消退，但政治家的良知能否被通胀警报唤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