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51家到不足1000家！村镇银行大退潮，国有大行率先“清零”

六家国有大行2026年半年报显示，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已完成旗下村镇银行法人退出，工商银行仅剩1家，存量主体集中至中国银行旗下中银富登。从巅峰期超1600家到如今全国仅存约1000家，村镇银行正经历从“增量扩张”到“存量出清”的系统性重构。这不仅是机构数量的减法，更是县域金融服务逻辑的根本性转变。

收官时刻：国有大行的退出进度

2026年半年报是观察这一进程的关键窗口。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在上半年完成旗下村镇银行法人退出，工商银行旗下仅剩浙江平湖工银村镇银行一家，国有大行体系内的村镇银行存量主体已集中于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的退出路径清晰。2026年2月，浙江安吉交银村镇银行停业解散；3月，新疆石河子交银村镇银行步其后尘。更早的2025年9月，大邑交银兴民村镇银行和青岛崂山交银村镇银行已先行解散。四家机构全部由交通银行承接资产、负债、业务和员工，原址转为交通银行分支机构。

农业银行同样选择“村改支”路径。克什克腾农银村镇银行、安塞农银村镇银行、绩溪农银村镇银行于2026年上半年停业解散，农业银行在原址新设网点承接全部业务。

工商银行的节奏略有不同。重庆璧山工银村镇银行已于2025年通过“村改支”完成法人退出，目前仅存的浙江平湖工银村镇银行，后续处置方案尚未公开披露。

中国银行旗下的中银富登仍是国有大行体系中最大的村镇银行集群，134家村镇银行、185家乡镇支行网点，分布在22个省（区、市）。即便这一“巨无霸”也已启动改革：2026年8月，上海浦东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公告，经监管批准，全部业务将由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承接，网银、快捷支付、柜面等业务逐步关停。

据金融监管总局数据，2025年全年310家村镇银行退出，是此前三年退出总数的三倍多；2026年截至9月，已有约170家获批退出，全国村镇银行数量首次跌破1000家。

从“遍地开花”到“批量退出”

村镇银行的制度轨迹，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倒U型曲线。

2006年，为填补国有银行撤出县域后留下的金融服务空白，村镇银行制度应运而生。低门槛、主发起行持股15%的制度设计，鼓励了多元资本入场。此后十余年，村镇银行在全国县域广泛铺开：2013年10月突破1000家，2016年末站上1500家，2021年末达到1651家的历史峰值。

转折发生在2022年。河南村镇银行风险事件暴露了行业积弊，主发起行制度下，风险隔离形同虚设，部分机构公司治理薄弱、风险抵御能力不足。监管随即转向“减量提质”。

2023年，国务院《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稳步推动村镇银行结构性重组”，要求“压实村镇银行主发起行责任，提高持股比例，强化履职意愿”。这一政策信号在2026年进一步强化：金融监管总局就《农村中小银行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拟将主发起行最低持股比例从15%大幅提升至51%。

监管意图明确：股权分散、只出资不管理、责任虚化的老路必须终结，主发起行要么增持进场承担实质管理责任，要么将机构收回母行体系。

四条并行路径

从实际操作看，村镇银行的退出已形成四条并行路径，各有其适用场景。

路径一：村改支。由主发起行将村镇银行改建为分支机构，操作链条最短、监管审批效率最高。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均采用此路径。苏农银行2024年完成对江苏靖江润丰村镇银行的吸收合并，成为江苏第一家完成“村改支”的商业银行；2026年1月，该行又通过跨行整合方式吸收合并张家港渝农商村镇银行，填补了在张家港的网点空白。

路径二：村并村。由同一主发起行旗下的存续村镇银行吸收合并其他同系机构，保留独立法人资格。河北涿州中成村镇银行吸收合并定州、曲阳、望都、安国、高碑店5家中成村镇银行，是这一模式的典型案例，实质上是“用法人合并替代机构改建”。

路径三：股权转让。主发起行将村镇银行股权挂牌转让，由其他机构接盘。广州农商行是这一路径的典型实践者：2026年挂牌转让北京门头沟珠江村镇银行98.64%股权，底价约1.59亿元；此前已先后挂牌苏州吴中、江苏启东、烟台福山三家珠江村镇银行股权。北京农商行已公告拟吸收合并北京门头沟珠江村镇银行，形成异地接盘的闭环。

路径四：信托承接。这是最新出现的创新模式。贵州银行作为龙里国丰村镇银行的主发起行，以资产收益权委托设立信托计划的方式承接该行全部存款。这一结构的核心在于风险隔离：贵州银行作为上市公司，通过信托受益权获得对应资产权益，同时避免直接承接村镇银行的不确定债务。

四条路径的选择取决于多重因素：村镇银行的资产质量、主发起行的战略意愿、地方监管的审批偏好，以及是否存在合适的接盘方。但无论哪条路径，主发起行都从“有限责任的出资人”转变为“实质责任的承接者”。

机构少了，服务会少吗？

截至2026年6月末，六家国有大行的涉农贷款/县域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速约在6%至11%之间。机构整合并未削弱县域金融服务能力，大银行通过将分散的村镇银行纳入统一的风控与管理体系，反而提升了服务的规范性和可持续性。

业内分析，当初对村镇银行的定位是扎根县域的独立法人型普惠金融机构，专门填补传统大银行服务难以触达的农村金融空白。但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大银行在农村的业务发展得很好，也能服务‘三农’，市场不再需要过多的小银行。

国有大行的县域网点覆盖率、数字化服务能力、信贷投放规模均已今非昔比。手机银行的普及使物理网点的约束大幅降低，大行统一的风控体系在县域信贷中的适用性也在提升。村镇银行作为“独立法人”的制度优势，决策链条短、贴近本地，在数字化时代被显著削弱。

主发起行的三本账

对主发起行而言，承接一家村镇银行，表面是“承接清产核资后的资产负债”，实际操作中至少有三本账需要算清。

不良账是核心。部分村镇银行的隐性不良审查困难，资产质量的真实状况可能超出账面数据。信托承接模式的兴起，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隔离这一不确定性。

资本账是约束。村镇银行并入母行后，原本可通过有限责任隔离的不良资产需要并表处理，直接消耗母行的资本充足率。在TLAC约束逐步逼近的背景下，大行对资本工具的运用需要更加审慎。

客户账是长期考量。村镇银行的客户基础、渠道网络是否具有保留价值，取决于当地县域经济的活跃度和金融需求。对于经济强县的村镇银行，改制为支行后可能带来更大的业务增量；对于经济弱县的机构，整合可能意味着服务的收缩。

下半年的观察窗口

村镇银行改革化险已从“风险处置”进入“存量出清”阶段。这条线将贯穿2026年下半年，成为农商行、村镇银行领域选题的稳定来源。

对仍保留村镇银行的发起行而言，下一步的选择取决于两个变量：一是单体机构的资产质量，二是本地化价值。就地改制为分支行是大概率方向，但“村并村”的整合模式也可能在特定区域继续复制。

更宏观地看，这场出清的本质，是县域金融供给侧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范式转换。村镇银行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制度安排，完成了填补空白的功能，但独立法人模式在数字化、强监管、大行下沉的新环境下，其制度成本已超过制度收益。有序退出，是市场逻辑的必然，也是监管审慎的选择。

从1600家到1000家，数字的变化只是表象。真正的变化在于：县域金融服务的供给方式，正在从“多而小”转向“少而精”，从“分散独立”转向“体系协同”。这一转变的完成，将定义中国县域金融下一个十年的基本格局。